锁厂部分群众在全省两会期间上访,标语中专门有“高州黄德勇市长”七个字,七个字如七把匕,刀刀扎在了黄德勇腰上。这一招极狠,每一刀,都带着一个血洞。
黄德勇来到高州前,有关系不错的上级领导特意提醒:高州政治生态不好,每届领导班子都内哄,扯皮,下绊子,划分势力范围。你要千万谨慎,别一脚踏到地雷。
黄德勇当过多年市领导,工作经验丰富,临行前还是信心十足。来到了高州以后,他越来越觉得高州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如一张烂网,只是做实事,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的牵扯。危房改造工程相对简单一些,不料,正是这个工程闹出了最大的妖蛾子,成为爆炸的地雷。
除了在两会期间上访,给黄德勇留下政治影响之外,关于土地的行政诉讼给工程制造了极大障碍。
立案后,按照行政诉讼的期限,一审和二审走完,至少接近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之内如果危房出现问题,虽然说黄德勇有推托之词,可是一届政府放任危险降临而不采取措施,这是难以接受的。而且,若是黄德勇亲手抓的危房改造工程被迫搁浅,在高州的威信难免会受损。
黄德勇暗自认为南城区主要领导同志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南城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是高州重要干部,区委书记还是市委委员,作为初来之市长,难以轻易调动其岗位。
为了解决锁厂片区危房改造工程,市委再次研究,决定重新召开协调会,彻底做通工人们的思想工作,确保危房片区改造工程顺利进行。
在协调会上,有部分职工代表提出解决方案:比照市政府给江南地产的条件,原锁厂工人组成危房改造建设小组,开展生产自救活动,自行引进房屋开公司来改造危房。
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市委有领导支持此方案。在小范围的会上,该领导说:他们要折腾就由着他们折腾,政府靠得近走得开,免得猫抓糍粑脱不了手。危房改造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肯定比其他人更在意工程质量。只要职能部门好好履职,把好关,没有什么大不了。
反复折腾之后,黄德勇此时已经心如明镜。他作出妥协,以损失自己市长威信为代价,接受此方案,换来危房改造工程尽快动工。在妥协时,他划了一条底线: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严格按工程建设程序走,不能走捷径。
得知此消息后,为锁厂项目操心数月的侯沧海最为丧气。他在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和小团姐等工人代表密切联系,不断听取工人们提出的各项意见,除了医院、小学以外,还增加了锁厂片区小型菜市场、公厕等功能。至此,锁厂片区整个规划设计得到了众多工人认可。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前期工作全部白费。
张跃武为此专门请侯沧海以及江南地产全体员喝大酒,以示鼓励。
从张跃武的角度来看,他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黄德勇交待的任务,现在任务生变化,责任在政府,和江南地产没有任何关系。黄德勇还欠了张跃武一个人情。
除了得到黄德勇人情外,还有一个收获是新组建的江南地产运转顺利。有了新公司,做不成这一单生意,可以做下一单生意。在这个时代,生意机会大把大把,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把握住机会的能力。有了团队,有了资金,有了人脉,何必再操心锁厂片这个这个垃圾桶。
对于侯沧海来说,锁厂危房改造工程没有能够实施下去,实在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他从政法委辞职以后,有过一个从灰心丧气、没有职业荣誉感,到激情投入、拥有职业荣誉感的过程。
在做医药代表时,他很快就感到理想中有医药代表和实际医药代表的差异。
理想的医药代表是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重要纽带。医药代表把药厂最新研动态带入医院,再把医生用药的临床状况反映给药厂,例如药物的不良反应信息和治疗范围的变化等。国外,临床医生的新药知识有很高比例来源医药厂家,来源于医药代表。
正因为此,医药代表具有职业荣誉感。
山南的医药代表制度由外资药企引入中国,一般认为最早引进者是西安杨森。这些大型国际制药企业的多数药物都是自己研,并有严格专利保护。原研药在进入临床之前,要经过药理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当这些药物进入临床后,医药公司有两个市场需求:第一、从循证医学角度向医生群体介绍药物的功效,使用方法,以及及时反馈不良反应;第二,出于竞争性考虑,希望医生更多地使用自己公司生产的药物。
在医药代表初进国内时,山南最大的三甲医院,药品大约也只有四百多个左右的品种,治疗手段单一,死亡率高。九十年代实,大量外国药企登6中国,成立合资企业,国内医生受惠于医药代表制度给自己带来的知识和技术的更新。
比较出名的例子是拜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