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的天津城，不过就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短，形如算盘，被很多人称之为“算盘城”的，周长仅有九余里的小城。要说这天津城的城周围炮台倒是不少，分别设立了七座环城炮台，但正儿八经的大街，却只有东、西、南、北四条。
如果给这样一座“精致”的小城，要配备二百余公里的地下排水通道，很显然，绝大部分排水通道的上面，其实都是一些“不毛之地”。这怎么算也都是两个字，“浪费”。
眼下的天朝百废待兴，需要钱的地方比比皆是。即便可以不用去考虑钱的问题，单就冲着要把那成千上万的军民从热火朝天的治河工程拉下来，去鼓捣这些“藏兵洞”，韦正想不通，秦日纲也想不通。
而在北京，同样也有很多的人想不通。
据说当时北京的高层人士们一看到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天津的额外“死命要钱计划”的时候，不少人想不通不说，当即就大为光火者，也不在少数。
据说当时已经身为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曾国藩，更是将天津这座庞大的地下排水系统，与二千年前的那个“郑国渠计划”联系在了一起。
曾国藩想到的这个所谓的“郑国渠计划”，指的是战国末期发生在韩秦两国之间的一件事。
在当时的那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之中，国力蒸蒸日上的秦国已显出独占鳌头之势。而面对着那个大有虎视眈眈，欲一统江山的强秦，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不幸地要首当其冲的韩国，却是已经孱弱到了一种根本不堪一击的地步，被秦并吞的噩运，仿佛只是在旦夕之间。
出于垂死挣扎的目的，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走投无路之下韩桓王，居然想出了一个非常伟大而又十分地拙劣的所谓“疲秦”的战略。
这位韩桓王将本国著名的水利工程技术的大师郑国做为间谍，派入秦国，并游说秦王政在泾水和洛水（北洛水，渭水支流）之间，穿凿一条大型的灌溉渠道。这个计划，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很有益于秦国农业的大发展的，但其真实目的，却是要借此大量地来耗竭秦国的实力。
当然，郑国的这个诱人的计划，对于正在为如何更好地发展水利，才能使本国农业的生产再上一个台阶而伤脑筋的秦国政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于是，秦王政不仅马上就愉快地采纳了郑国的建议，还立即征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交由郑国主持兴建这一浩大的水利工程。
不过，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由于韩桓王“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政大怒之下，下令要杀掉这个万恶的郑国。
在生死攸关之际，郑国以一段“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的言论，不仅最终使得秦王政收回了成命，还得以继续一如既往被重用。
十几年后，这项以泾水为水源，灌溉渭水北面农田的庞大水利工程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
郑国渠的建成，使得数万顷农田受益，使得本就强大的秦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获得了双丰收。
《史记》、《汉书》云：“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那个时候的一钟，为六石四斗，这种产量，对比起当时黄河中游一般才一石半的亩产来，显然要高出了许多倍。
当然，曾国藩此时之所以会联想到“郑国渠”来，那可决不是因为郑国渠的益处，而是郑国渠的阴谋。
如今的天朝虽然大势已定，但是，依然有一小撮对天朝政权怀恨在心的满清遗老遗少及外国势力，利用天朝的开明政治氛围，到处扇阴风、点鬼火，妄想着要夺回他们那失去了的一切。
因此，曾国藩认为，围绕着天津的这个地下排水系统，不能就断言其中绝没有类似当年的韩桓王和郑国那样别有用心的歹毒之人。
道理很明显，和根治整个海河流域的这个大目标相比，一个小小的天津又算得了什么。凭啥在这种关键时刻，要把大量的金钱以及人力和物力，往天津那根本看不见的地底下砸？
而更关键的是，倘若类似天津的这种砸钱方式一旦被众人所效仿，其后果无疑就更为严重。
具有这种忧虑心理状态的人，可并非曾国藩一个。再加上当时又恰值天朝的镇反运动尚处**期，这种看似颇有渊源的怀疑论调一出现，马上就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都科学院藏有反革命
这一结论，叫林海丰和郑南哭笑不得。
到首都科学院对整个天津地下排水工程的这个总体设计规划，林海丰事先是并不知情的。但是，郑南却是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
在首都科学院着手进行设计之前，身为国务总理的郑南就明确地提醒参与天津地下排水工程设计的技术人员们，一定要吸取北京城的教训（由于北京老城早已经有了自己的定式，所以，北京市政府在对老城的给排水系统实施改造中，不仅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也不得不浪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天津的地下排水主干系统，要么不搞，要搞就必须一步到位，要能够满足天津市未来一百年以上的扩容发展需要。
因此，首都科学院的工程技术人员们，是对照着未来天津的远景规划，设计出来的天津那一整套的地下排水系统。一条条的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