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夏树担当东道主的香农河六日游，由利默里克出发，在都柏林收尾，行程横贯爱尔兰岛，一路虽然没有前呼后拥、奢侈佳肴，欣赏着宜人风景，享受着轻松时光，倒是惬意得很，而爱尔兰和英国的往日宿怨似乎也在王室成员和政要官员的友好相处中淡薄了许多。
随着铁路公路建设的全面铺开以及利默里克的强势崛起，在当今爱尔兰的经济和社会格局中，香农河的重要性已不及前一个世纪，但在对上游运河段进行疏浚扩建之后，它的军事意义俨然有了不小的提升，即便是在枯水期，数百吨的轻型舰艇也可以经由这条航道往来于新都旧府之间。
对于香农运河的变化，英国****爱德华的随行军官们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待游艇抵达都柏林之后，他们的惊愕更是溢于言表。昔日的繁华都市原本毁于战火，因政治经济中心的西迁而变成了一处海防要地，虽然大量采用了德式装备，它的布局体系却截然不同于已知的任何一种风格，因受德国军事专家的高度赞扬而为世人所知，但除了参与建设的德方人员，在工程整体竣工后尚没有哪个国家的军政官员正式受邀前来，得获机缘者也多是匆匆一瞥。英国****一行人不仅获准登岸，还在夏树的亲自陪同下视察了部分防御设施，见到了传闻已久的巨型要塞炮群，其中果然有从“虎”号战列巡洋舰上拆卸下来的13点5英寸主炮。一群英国人对着它们默立片刻，唏嘘与心酸不言而喻。
在都柏林下榻一晚，次日会谈，英国官员再次提出两国展开经济合作的建议。以英国的工业基础、贸易资源以及消费市场，若与爱尔兰、西班牙、奥匈帝国缔结经济同盟关系，对这三个难兄难弟的经济发展必定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也必然成为这个经济同盟的领头羊，抛开政治外交因素，是值得进行尝试和冒险的。然而碍于同盟国阵营与美英的对立，爱尔兰不可能跟英国展开全面的经济合作，充其量只能签署一些互惠互利的贸易协定，例如工业产品关税减免。那样的话，爱尔兰生产的福特t型车就能够大举进军英国市场，并且在售价上保持足够的优势，而爱尔兰也能够以较为低廉的价格从英国获得满足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工业产品。
本着积极而又谨慎的心态，双方的会谈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可就在这时，北方爆发宗教流血冲突的消息犹如一记晴天霹雳，把会谈的氛围搅得一团糟。
冲突的导火索起于克雷加文，一座离贝尔法斯特大约一小时路程的小城市，一名地方执法官员在家中遭到枪杀，消息随即引发了当地天主教徒的聚集示威，然后新教徒聚居的一个街区遭人纵火，多栋民居被焚毁，近百名新教徒流离失所，引起了新教徒的强烈不满。紧接着，在克雷加文附近的另一座城市坦德拉吉，天主教堂被纵火焚烧，数百名天主教徒跟人多势众的新教徒在街头爆发流血冲突，在军队赶来控制局势之前，当地警察毙伤武装暴徒数名，自身也有伤亡。之后，新教徒对外宣称爱尔兰军队采取了武力镇压手段，手无寸铁的死难者超过百人，更有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受到羁押，爱尔兰北部的新教徒随之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这一幕的出现，夏树并不感到惊诧，甚至将它视为避无可避的必然。为了改变爱尔兰土地高度集中、重牧轻农的状况，从根本上改变爱尔兰贫富悬殊和阶级落差过大的弊病，爱尔兰王国政府颁布了禁止非法圈地、平衡农牧用地等多项法案，以政府购买土地的方式将大地主和农场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普通民众。随着这些律法和政策的逐步施行，处于社会底层的爱尔兰人渐渐摆脱了以往那种浮萍般的无根生活，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生活条件也一天天好起来，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满意。爱尔兰以天主教徒居多，爱尔兰王国成立之初遵循多数人的意志，选择天主教作为国教，新教徒在心理感情上本来就产生了被遗弃、受迫害的感觉，爱尔兰政府宽容的宗教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而因宗教引发的社会问题在新教徒居多的爱尔兰北部显得尤为突出。
爱尔兰北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冲突最早起源于英国1609年的阿尔斯特种植园殖民计划，该计划没收当地人所有的土地，以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种植者”移民阿尔斯特。当地天主教徒和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导致了1641-1653年和1689-1691年两者之间两场血腥的民族宗教冲突。英国新教徒在爱尔兰的政治统治地位在这些战争与爱尔兰刑法中得到保证，后者规定剥夺与英国国教会——圣公宗爱尔兰教会——抵触的所有人的宗教、法律与政治权利。
18世纪后期，爱尔兰刑法体系的崩溃引发了新一轮冲突，在解除对爱尔兰天主教徒从事买地与经商活动的限制之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竞争加剧，双方相互攻击，而且手段逐渐走向极端。许多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和自由派新教徒参加了联合爱尔兰人协会——一个受法国大革命鼓舞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目标在于结束爱尔兰的教派分裂，建立一个不分教派的独立于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国，但他们1789年发动的起义惨遭失败，，更加强硬的新教徒被英国政府积极武装起来以对抗激进分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由此分成持久敌对的两个阵营。
1801年，爱尔兰国会解散，爱尔兰并入联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