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和他说过的话邓名一直记在心上，知道如果想让四川明军有所作为就必须设法筹措到大量的军粮。成都平原现在人烟稀少，粮食产量有限，看起来短期内不太可能提供大量的物资，因此邓名对四川行都司抱有很大的希望。
现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邓名都感到自己正变得越来越奇怪，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离开奉节的时候邓名已经感到这种变化，对文安之说过“中兴大明，收益最大的就是我”这样的话，虽然事后他清醒过来：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宗室，大明若是真能中兴自己的身份肯定还是大问题。但在说话的那一刻邓名心中确实就是那么想的，也就脱口而出。
离开奉节以后，无论是成都还是建昌，地方将领都视他为宗室，邓名对此虽然不承认，但也不像之前那样拼命辩白，总的说来他现在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更类似于默认；在旅途中，邓名感到自己也越来越适应部下对自己的仰视。
“就好像被一个宗室的鬼魂附体了似的，”邓名心里这样想着，带着卫队巡视建昌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地为大明的前途担忧，急切地想知道屯田的人手和产量，对接待的士兵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也习以为常：“我明明是个冒牌货，但现在只要不特意提醒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宗室角度去思考，去看问题。嗯，不知道这是不是要得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啊？”
这个时候没有心理医生，没有人能给邓名诊断，确认或开释他的担忧。
视察了几天后，邓名对建昌周围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今天回到营地后，他对部下们说道：“你们看见没有，四川行都司的百姓，还有辅兵脸上，基本都没有什么兴奋之色，我们在昆明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不错的谈资，但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有多么高兴。”
不等部下们回答，邓名就叹了口气：“或许有不少人内心深处会觉得我们败了更好，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如果我们一败涂地，庆阳军投降了，他们就能过上和平的日子了。”
没有人知道吴三桂曾计划把建昌附近的活人都搬走或杀光，邓名不知道，普通的辅兵和百姓更不知道。
“先生何出此言？”袁象感到邓名的情绪有些消沉，就宽慰道：“绝对不会有人想投鞑子的，就算有，也是极少的一两个数典忘祖的败类。”
但邓名摇摇头，否认道：“我看未必，对很多辅兵和百姓来说，这场战争根本看不到头，平时要辛苦的种地，产出统统上缴军队，不种地的时候还要被拉去修筑城墙，一年到头不得闲，吃不好、穿不暖，没有积蓄无法娶妻生子。很多人可能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了，对他们来说投降了鞑子，也就是剃头罢了。我们固然知道鞑子凶残，觉得投降有违华夏大义，但这些从未离开过家乡多远的百姓知道什么？当他们觉得眼前的日子已经苦不堪言了，难免会幻想或许换个主子会好些。”
虽然卫士们七嘴八舌地表示邓名说的不对，但他们的底气也不是很足，邓名沉思了一会儿：“我们需要给百姓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保住他们的头发。”
现在邓名并没有地盘，也没有强大的嫡系武装，就是身边这些卫士吃的食物，日常的花销也需要靠地方将领提供。邓名也很清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封建君臣关系，这些将领满足邓名的需求，向他表示忠诚，而邓名则需要承认他们的封建利益，并在未来保证他们富贵。
眼下因为昆明的胜利，这些将领暂时还不需要担心满清的进攻，而邓名此前赢得的声望也能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不过以后呢，已经拥有几乎整个中国的满清恢复速度是邓名不能相比的。如果满清重振旗鼓再次大举来犯，当这些将领看到以邓名为首的这个同盟不但没有前途而且无法保证他们的人身平安时——当形势绝望而满清又许诺赦免他们的时候，邓名对这些将领的忠诚也不是非常有信心。
这种封建君臣关系让邓名感到危机重重，不过他也无力改变，不要说那些刚认识的西营的将领，就是成都的刘耀、建昌的冯双礼，邓名都无法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甚至就连曾经主降的狄三喜，邓名都不好拿走他的士兵——自打回到建昌后，狄三喜就急急忙忙地寻找土地，准备开垦更多的土地。这次狄三喜抓到了不少清军的辅兵，一部分进贡给了冯双礼，剩下的就是他的私人财产，狄三喜的战兵也扩充了不少，他需要生产更多的物资来养活这些手下。
邓名的卫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的忙，因为邓名虽然感到这种封建关系很不好，很有必要加以改变，但是他的手下并没有见过其他的社会模式，他们不可能帮邓名出任何有用的主意。袁象、刘晋戈和两个千总是邓名手下最有见识的人，他们看到邓名着急后，想出来的办法也就是要求四川行都司的将领纳税进贡，让邓名分享他们的产出。
建昌周围都是军屯。邓名觉得这种模式也不是很好，现在是战争状态，所以各地的将领都觉得采用军屯模式是理所应当的，在邓名看来这种军屯中的屯丁和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干多干少一个样，军队拿走全部的产出，只给他们维持生命的口粮。前两天邓名还跟着狄三喜去看过他的军屯，后者抱怨说屯丁都是懒骨头，比如负责砍柴的，如果不紧盯着每天就上山一次，随便带回来一点交差，宁可躺在山里偷懒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