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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新任知府史可法打算在扬州城的富户中摊派团勇饷银后，富豪大户们立时炸开了锅。
这些大地主、大奸商，平时为了获得官府的包庇，好让自己可以通过不法行为大发横财，行起贿来个个都是大手笔，完全可以用一掷千金来形容。这种银子就是花得再多，他们也不心疼，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花一千两银子就能换回三千两、五千两甚至一万两，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就更是穷奢极欲，而且自古便是如此。隋唐时期，扬州已是纸迷金醉的大销金窟，即使腰缠十万，夜夜笙歌之下，用不了多长时间也能花得一干二净。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想必落笔的时候定是悔不当初吧。
可是现在史可法让这些人出饷，即使数目并不多，摊到一个大户头上也就是一二千两银子，这些人也觉得像是从身上剜肉，没有一个主动配合的。在他们看来，打仗平叛那是朝廷的事，与他们有何关系？不但没关系，将来叛乱平息后，他们还得让官府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把因为流贼阻断交通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各种途径给找补回来。现在想让他们出钱，门也没有！
倡议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原也在史可法的预料之中。他深知这些人别看一个个衣着光鲜、脑满肠肥，却个个目光短浅，只盯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不见棺材绝不掉泪。对付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来硬的，像卢象升就凭借圣旨强行“借粮”，这些人只好干瞪眼。
但是史可法并未再上奏折请求皇帝发话，因为他同样深知这些富商大户里面，不少人都与朝廷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与东林党。要知道当年的东林党领袖李三才，就曾出任漕运总督，其间与扬州商人过从甚密，干过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如果把这些人惹急了，他们必会找自己的靠山，而这些靠山里说不定就有东林党的头面人物。卢象升身为二大员、兵权在握、深受皇帝信任的重臣，可以不在乎这些，但史可法就不行，他本就是东林党人，不得不受到这些盘根错节的官池系的制约。
但没有银子是绝对干不成事的，所以史可法还是决定火中取栗，一定要让这些富户出饷。既然不能来硬的，那就得动点脑筋了。
很快，史可法就向扬州各大富户发了请帖，说自己初来到任，想设摆一宴与扬州父老相见，联络联络感情。这么做倒也寻常，地方官员每年宴请当地名流是官场旧习，不过名为官员宴请，实则没有人会那么不开眼，真的让“父母官”自己掏腰包，都是争着抢着去买单，还都以此为荣。
而扬州城内的大户其实主要就是两大类，一类是盐商，一类是漕商。
所谓盐商，就是从官府领取盐引，从而获得官准贩盐的商人。自古盐业即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因为利润极高，而且盐与粮食一样，是家家必买之物，算是一种战略物资，所以一直都是官府垄断。
不过但凡垄断的生意，必定会存在走私。历朝历代私盐贩卖屡禁不绝，即使规定贩卖私盐为死罪，也挡不住商人逐利的热情。有鉴于此，明代对此稍作变通，设立了盐引制度。即允许民间商人贩盐，但必须向专门负责监管盐业的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凭借盐引，才能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指定的“灶户”购买定量的盐，然后运往指定的地区销售。这样一来，官府不再直接运盐，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便可获得不菲的盐课收入；而盐商为了赚钱，自然会积极运盐，满足市场需要。
这个制度想法是很好，不过实际执行起来就走了样。那些盐商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小人，向官府缴纳了银子，自然会变着法地从别处找回来。而经办盐业的官员，亦想从中捞让处中饱私囊。二者一拍即合，是以二百多年来，盐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潜规则，盐商世代经营，获利极为惊人。
比如，盐商中实力最为雄厚、和官府关系最好的，会把征收盐课银的活总包下来，承诺一年交给官府一定数额的银两，剩下的事官府就不用管了。这样的盐商叫“总商”，也是所有盐商中利润最为丰厚的。道理也很简单，他交给官府的盐课银，远远少于实际收的银子，两者之差全都进了他的腰包，只要从中拿出一小点，贿赂官府相关人员就行了。
总商之下的是“场商”，他垄断了一地盐场的收购权。也就是说，该地的灶户只能以低价把盐卖给他，然后他再高价往外卖，坐收巨利。
场商之下是“运商”，即负责具体贩运的商人。他们的资本比总商和场商小得多，又经过了总商和场商两级加价，利润已经小了很多。不过因为运盐数量巨大，收入还是颇为可观。具体到扬州来说，全国最大的总商吴家便在城中，场商和运商加起来也有十几家。
而与盐商可以相提并论的，毫无疑问就是漕商了。其实漕商就是粮商的一种，但因南粮北运大多要经过大运河，专门通过运河经营粮食的商人，其粮食运量最大，所以又称漕商。
与盐业的情况一样，漕运业也有一套完整的潜规则。虽然朝廷设有盐运使衙门和漕运总督，全国盐运业和漕运业的实际控制权，却是在这些商人的手里。这些人沆瀣一气，瞒上欺下，自己赚得盆满钵溢，大大增加了百姓负担，朝廷却没收上多少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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