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春这场盛况空前的恩科，终于在紫禁城落下了帷幕。崇祯皇帝钦点黄宗羲为状元，不过为着照顾礼部官员的情绪，后面的名次他就没亲自指定了。
考官商议的结果，吴伟业为榜眼，南直隶山阳考生夏曰瑚为为探花。这两人都是当世公认的才子，尤以诗文见长。其实朱由检并不在乎官员会不会作诗写文章，像顾炎武和王夫之，不但精通经史百家，对各种经邦济世的学问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因为诗文名气稍小，难入来宗道等人的法眼，殊为可惜。
殿试共分为“三甲”，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名为“一甲”，称“赐进士及第”；成绩较为优秀者为“二甲”，称“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由于这一科取仕太多，中二甲的就有二千多名，三甲者更是达到三千名。
朱由检欣赏的那些青年才俊，如顾炎武、王夫之、钱嘉征、熊汝霖、杨廷麟、陈天工等人，绝大多数被划入了三甲。不过他倒没太在乎这些，反正殿试的名次和自己今后提拔重用哪些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殿试结束，恩科就算彻底结束了，没考中的举子也逐渐离开京师。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春天无疑是颇为失意的：好不容易赶上一次亘古未有的大恩科，主考题却是如此简单，很多自诩满腹经纶的考生都感到完全无从发挥。
还有副考题，说是只做为参考，可在主考题水平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无疑副考题的答题情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人平时只是埋头钻研四书五经，根本不懂这些知识，此时均是后悔不迭。
好在皇帝又降下恩旨：明春继续举行恩科。不过下一次恩科就不会有这么大规模了，而是要和正常的科举一样，也须先通过院试和乡试。考题的形式则仍为“主题加副题”，前面那两级考试同样如此。
这个消息无疑又给学子们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很多认为自己的文章水平已经没有多大提高余地的学子，更是很快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到那些“副题”上，期待来年凭借“副题”鱼跃龙门。
朱由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果说前世的高考是指挥棒，那么做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就更是指挥棒，考试考什么，考生就会学什么。只要假以时日，就会逐渐改变目前这种“只读圣贤书”的局面，官员的素质也会得到提高。
朝廷一科就取了六千人，这下吏部可有得忙了，得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啊！
官场是最讲究论资排辈的。按照过去的惯例，一个官职出缺，则由平级或低级的官员依次补上，轮到新晋官员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朝廷才会有大量的闲职，包括六部都有京师和南京两套班子，就为安置这些无事可做的人。
可是这科人实在太多了，难不成一下增加数千个闲职？孙承宗等吏部官员不禁大伤脑筋。
朱由检却胸有成竹，他在与孙承宗密议后宣布，新科进士将大部分出任各地的县丞、主簿、典史，现有的这些官员则一律晋升半品，暂到京师吏部报到，待考核后授予新官职。全国共有一千五百多个县，就可以安置近五千新科进士，剩下的留在京师，进入翰林院等部门。
圣旨一下，很多大臣都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地方低级官员在当地根深蒂固的情况，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都有些担心皇帝这个举动会引起地方政务的混乱。而且就算这个过程很顺利，那些原来的县丞、主簿来到京师，又该如何安排？
对此朱由检也不过多解释，只是宣布所有新晋官员先留在京师培训一个月，然后再奔赴各地走马上任。至于到底如何培训，大臣们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觉得皇帝这次恩科如同儿戏，但朝臣们并未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原因也很简单，就算取再多的进士，也得从小官熬起，威胁不到他们这些高官的权力和地位。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枚卜大典”，也就是选举内阁成员。因为内阁掌握着“票拟”大权，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内阁阁臣才是帝国的真正主宰者，而非经常辍朝的皇帝。
阁臣的位子炙手可热，但名额有限，一般就是一个首辅，两三个次辅，最多也不会超过六七个人。谁都想当阁臣，谁都觉得自己不含糊，那怎么办？不知道哪任皇帝发明了一个馊主意：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抽上谁就是谁！
因为“抽签”这个词不太好听，换成了“枚卜”，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此后“枚卜大典”就成为选举内阁的固定程序。
这不，殿试刚刚结束，就有很多大臣向朱由检上奏，请皇帝兑现之前的承诺，立即进行枚卜大典。而原来的三位阁臣施凤来、张瑞图和李国普也识相地马上提出辞呈，此时别说贪恋官位，皇帝没因为他们与魏忠贤过从甚密而降罪，他们已经烧高香了。
这次朱由检倒是很给大臣们面子，马上诏准，并定于后日早朝时举行大典。
大臣们等待这一天已经太久了，第二天就呈上了枚卜人选。能进入到这个名单的，自然都是在朝中非常有威望的官员，朱由检略略一看，却不禁皱紧了眉头。
原来这份名单，基本上就是东林党的“党员名册”。可见东林党现在在朝中的势力已经大到了何等程度！
这份名单中，孙承宗、王在晋、袁可立三位重臣因为并非东林党人，竟都被排挤在外。而著名的东林党领袖人物周道登、成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