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年饿死人的事儿比比皆是，也是老年人的记忆中最悲惨的岁月，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蒋介石炸黄河导致的发黄水。我们这里是黄泛区，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记得那时黄河水是如何遮天蔽日地淹过来，以及随后的饥荒。
但六零年的饥荒才是最严重的，很多家在那个时代被灭门绝户，甚至村子整个儿死绝的都有。但我们村却幸免于难，因为村里唯一的那位党员，跟上边派下来的搜检督导队以党性保证说，刘楼已经搜过了，不需要再翻二遍。于是在周围其他村都被翻个底朝天、所有粮食都被搜走的情况下，刘楼则保存了相对丰足的口粮，而没有饿死什么人。也就是在那一年，村里打了好多年光棍的几个大龄男人，都有了老婆。因为远远的外乡女人，为免去在家活活饿死的命运，听说刘楼有吃的，就摸索着找来，为了一口原本只是给牲口吃的红薯叶野菜汤，而宁愿留下来，打都打不走。
“想起六零年，两眼泪涟涟……”这是母亲常唱的顺口溜，混在“东方红太阳升”等红歌之中，尤其显得讽刺。那个理想主义至上的伟大领袖，为了那高高在上的伟大理想，却造就了罕见的人间炼狱，充分说明大而无当的理想有多大的危害。
父亲高中毕业那年，文革尚未结束，高考没有恢复，这使成绩一直拔尖的他毫无用武之地，下了学，为了娶亲，只好随乡邻去淮北拉包子。所谓拉包子。就是拉着一辆架子车，从远在几百里外的淮北，历经数个昼夜，拉回来一些煤、盐之类的日用品换钱，当时既无平坦的公路。又无额外的助力，只能凭一身蛮力，和难以果腹的家常伙食，其中苦难，可想而知。
父亲有两个哥哥，都已成家。且把家产分光了。父亲因为上学，婚事拖延下来，为了成家立业，必须靠自己奋斗。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家族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上一辈中，爷爷是家中独苗。且是遗腹子，其成长经历可以说是艰苦异常。爷爷不识字，但懂得很多道理，因为听戏和唱书，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学问和典故，并且自己也学会了讲古记（古记，土话，即古代的故事）。小时候。常常一个下午听爷爷讲古记，其中故事，不光包括“青蛇白蛇爱许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爱情故事。还有许多秀才赶考、金榜题名、为官作宰、衣锦还乡的事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好心的读书人在赶考的途中，过河时搭救了船上的一窝蚂蚁。后来考试时，一个关键的字少写了一点。考官阅卷时，那缺失的一点上密密地顽固地趴着几只蚂蚁，考官看得眼花。没有看出错处，给了高分。使其高中。
爷爷善于讲古记，却很少提自己的事儿。唯一的一次。是在一个大学纷飞的年关，穿着一身厚厚的黑棉袄棉裤，扎着白腰带——那时候的农村老农典型的装扮——的爷爷来到我们家，给我、弟弟以及表弟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13岁时，正值日本投降，百废待兴，为了养家，便出去打工挣钱。讲他当时所受的欺侮和磨难，说到辛酸处，忍不住涕泪横流，痛哭不止。当时的我不过七八岁光景，也被感染的热泪盈眶。爷爷所说的他自己的事我大都已经不记得，只隐约记得他当时的几句感叹：无论有多苦有多累，都不要放弃，一定要自强，好好活下去。
这也是爷爷所懂得大道理中最重要的一条：活着，把生命留下，只要人活着，只要有人，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因为这，他倾尽家产给长子取了媳妇，像古代皇室和豪门大族那样，实行长子继承制，把绝大部分财产都分给了长子（虽然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家产）。
次子结婚时，他又把刚挣的钱都填了进去。爷爷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奶奶是村里最好的接生婆，这都能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一笔额外的收益。
父亲排行老三，且学习成绩优异，先前因为上学，就没有考虑成婚的事儿，爷爷也没给他留什么财产。再说，上学虽然不需要花什么钱，但得从家里带粮食吃的，而没有任何产出，其他兄弟姐妹嘴上不说，心里也有意见。
所以高中毕业后，眼见前途无望，认识到回家成婚生子是第一要务的父亲，便回了老家自力更生，拼命要强，拉了几年包子，赚了钱盖了三间泥墙草顶的房子，娶来了母亲，生了三个孩子，也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结婚时，母亲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大龄剩女，因为嫌当时说好的对象脾气坏而退了亲，谁知嫁给了同样坏脾气的父亲。
那时候，公社大锅饭食堂破产，分了单干，每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生存。五口人近十亩地，几乎没什么机械，每次耕地，需要集中两三家的耕牛一起，一天能梨上二三亩地。而到了麦收时候，就更是忙得不像话，一个麦季下来，人人都累得虚脱了一般。
就是这种情况，助长了父亲的坏脾气。每每干活累极了，打牲口，骂小孩就成了他发泄怒气怨气的手段。有时候母亲也会跟着一起挨骂，而她又同样刚烈，不愿忍受，于是这个家就常常吵闹的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爷爷那一代，刘楼不过是二三十户、不足一百口人的一个小村子，由于小日本入侵和内战拉壮丁，每个家庭几乎都只剩下了一颗独苗——除去现任村长的老父。当年为了躲兵灾，他自断右手中指，没了扣动扳机的手指，当兵自然是不行了。他侥幸留了下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