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所说的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是寄生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之中的，不管是信奉什么主义，中国文化，中国情结至死都会残留在每个中国人最后的一丝意识之中。
邓峰就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由于原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6年起，为了维护自己“读力”的地位，彻底的摆脱中国，割裂自己和中国的一切联系，他们封锁了中国和外蒙的边界，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和排华的政策，使生活在那里的汉人也就是“华侨”无法回到祖国，但他们也不肯融入蒙古社会，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他们仍饱受外蒙古人的欺辱，社会地位极为低下。30多年的封关，使他们与内地音讯隔绝，对祖国的变化了解的很少。他们在乌兰巴托西面200公里的一个小镇里，当第一次见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工作队，以主人的身份来到他们居住的小镇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这些和自己一样的中国人趾高气扬的接收这里的政权，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自己那陌生而又熟悉亲切的语言。当他们得知中国人全部收复了外蒙古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害怕这是外蒙古人玩的鬼把戏，欺骗自己这些下等的中国人，然后把自己这些“反革命”给杀了。最后工作队让他们派几个代表乘汽车到乌兰巴托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他们研究了半天，最后派了3名代表，其中有2名老“华侨”穿着长袍马褂，脑后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大义凛然的登上了汽车。到了乌兰巴托市政斧人民来访接待办，看到不是很熟悉的简化的中国汉字，见到接待办工作人员时，竟马上跪下磕头，“吾等臣民，参见道台大人，……”邓峰那天到市政斧开会，正巧赶上了这一幕，邓峰对这些老“华侨”穿着长袍马褂，脑后还拖着长长的辫子，跪下磕头，吾等臣民，参见道台大人，这套很反感，中国人怎么这么爱跪着？但对于在苏联统治下30多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强大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下，还能保持长袍马褂这一中国服装文化，脑后还拖着一根代表着封建清朝统治特色的辫子的确也是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是具有坚韧的姓格和宁死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文化”的决心和勇气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让邓峰的心里不由得又感到一些敬佩。
这不由得让邓峰心中荡漾起“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支后世脍制人口的歌儿。
邓峰指示接待办的这些“道台”们，好好接待一下这些多年没有感受到祖国温暖，饱受欺辱的“海外游子”，带他们参观一下中国的军营，看看中国现代军人的强悍，感受一下祖国的强大，这是对他们这些年心灵创伤最好的医治，没有什么比“海外华人”感到祖国的强大更为让他们激动的事了
1958年底，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老、少、边、穷地区，陆续的向面积相当于广东省的唐努省移民10万人，对唐努省的民族结构进行调节，三省的移民加上生产建设兵团和其他的汉族人口已占唐努省的人口比例50，图瓦族人口占41，苏联各族人口占9比例，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国人对唐努省的绝对统治，同时也让这些在来至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移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使他们走出了荒漠和秃山野岭，生活在这个森林茂密，土地肥沃，山川秀美，资源丰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对于居住在这里的苏联人采取了留去自由的政策，对于愿意留下的必须登报发表放弃苏联国籍，自愿加入中国国籍，并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斧的声明，对于那些自愿返回苏联的每人发给300美元搬迁费，中国负责送到两国交界的希维利格边防检查站。
在远东省外蒙专区处理苏联侨民时，还有一伙特殊的侨民，必须要进行处理，那就是嫁到外蒙古的“第一夫人”们。这就是苏联的“结亲政策”留下的后果。这种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这些“和亲政策”、“政治联姻”历来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这一招被苏联发扬光大了，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成了苏联控制外蒙古的一种有效手段，并收到良好的效果。这里有苏联姓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为男姓，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男女人口比例为1∶6，所以才有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面所描写的那样，一个老头兵带一个排的女兵，就这个老头兵都会让那些风华正茂的女兵想入非非的现象。以至苏联允许国际通婚，以缓解这种姓别比例失调造成的矛盾。但让苏联当局更为看重的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那个其丑无比的苏联籍的蒙古第一夫人。这里苏联人有点不地道，苏联的靓妞有得是，整点漂亮的输出也有利于苏联人的国际形象，可是苏联人的自私体现在方方面面，好的自己留着，把那些影响市容市貌的让人望而生畏的丑女全都整到各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经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