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穿着白大褂的人偶尔会来。那衣服很修身，不像医院的那种，但他们都叫他医生。
医生曾有意无意地告诉我，先生的扇子上本是有字的。可能换了一把，也可能盖住了。如果想让字显出来，也并不难。
会是光吗？一些人送来的纸制品，用紫外灯能照出字来。或者浸在水里，再或者喷上一些酸碱性不同的液体。这些都是先生教过我的。
先生还会弹吉他，拉小提琴，甚至古筝二胡。好像东西方弦类乐器多少都会一点。
他也教我跳舞，我本身就懂一些。后来他闲下来的时候，就弹着吉他，我会根据节奏编排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舞蹈。过去的我好像很擅长这样。于是我的工作从端酒送水变成了跳舞。工资没有什么变动，客人仍是不多不少。
桌游也好，棋与牌也好，大家教会我很多。我过去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多有趣的东西。
至于扑克牌，我并不很擅长。
先生常与朋友们玩一种叫黑杰克的游戏，也称作21点。游戏规则有些复杂，我记不太清，只想着大于最低要求的17，不要超过21就好。因而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以所有玩家中最小数字而输掉。那时候，我只是笑着叹口气，将牌面扣在桌上向前推去。
也无妨，我通常扮演荷官的角色。偶尔玩家不多，我也只是被抓来凑数而已。输的话从来账都被算在先生头上，若运气好赢了，他都把钱算给我。
有一天，医生坐庄。刨掉我输给他的部分，先生仍赢了一大笔钱。
医生像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从不喜形于色，对于输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他只是将筹码推过去的时候，顺手捏着我的手腕翻开了牌面。
“17点？我的天，这孩子太保守了，和她完全不一样。”
“是呢。她玩的也蛮烂的，不过总是超数爆掉来着。”
“她是谁？”
我问。
没有人回答我，大家仍是自说自话。我知道或许以我的身份在这场牌局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但我就是这样问了。
“她是谁？”
我又问。
牌局忽然变得很安静，能听到室外酒吧大厅隐约轰鸣的音乐。我看向先生，他仍只是淡淡地笑着，啪的一声收起扇子。
“发牌吧。”他对荷官说。
我明明是知道的，那是他死去的搭档。
我不该问的。
但人就是这样。明知自己在什么事上犯了错，却仍会执着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即使是侧重点转移，但问题的主体从来不会发生变动。
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并截然不同的替代品吗。
只有医生，用一种几近怜悯的目光，止水般静静地望向我。
我不懂这目光的含义，就像我不懂很久以后，另一个人截然不同的一种目光的意味。
我忽然想起酒吧的地窖，我从未去过那里。
舞池后有一扇门，与壁纸的花色很像，不容易看出来。很多地方都会用这种装饰方法，让门看起来不太突兀。那扇门是楼梯间，下面与地窖相通，有杂物室，还有先生的房间。
我只在那里管理过电闸，从未踏下楼梯一步。虽说他从未限制过我的活动范围，但我被一种奇怪的本能所禁止着。
醒醒，你已经得到的够多了，你还在贪得无厌地奢求什么？！
我如此暗骂着自己。
可如今，这善变的本能又在劝诱着我。
信任的天平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我似乎在杠杆的某处，添加了一枚砝码。
放在哪儿，砝码有多重，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这样的平衡发生了晃动。
我多么希望这是我一厢情愿的错觉。
那天之后，先生对我没有任何态度上的变化，可我仍觉得距离他好像更远了。
这层斯斯文文的笑靥的面具，本就已经隔着一道天堑。
自那以后我检查总闸时，常常会在楼梯口多滞留几秒，不敢太久。说不定，这种刻意的回避让我在那里驻足的时间从客观上，变的更短了。
向下延伸的楼梯前，挂着一个昏黄的灯泡。
有时，声控不太灵敏，以我鼓掌的力度弄不亮它。它就那样敞着漆黑的大口，好像通向一个不属于人间的、可怖的地方。
像地狱那样阴森，同时又具备着天国般的诱惑。
我没想到的是，机会来的很快。
那天，先生忽然交给我一个任务。他当时在前台和会计核对账簿，与我说话时显得比较随意。但他的表情有些严肃，那是平日里我很少见过的。
我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一个u盘，在装在忍冬的抽屉里。那很重要，里面有她要的资料和名单。你从后厨走，送去西街4巷，会有她的人等你。”
“可千万要记住，别被警察发现你。”他转过头，再三嘱咐。
我知道她是指谁。一个偶尔来这里喝酒的女人，似乎是个商界的大老板。她总板着脸，时常皱眉，我不太敢和她说话。只有医生与先生敢对她直呼其名，其他人都委婉地喊她夫人。
除此之外，我一概不知。
我点点头，走向那个吧台。将抽屉推进去的时候，我听见碰撞声有些清脆。
这面墙不是实心的。
不要多事才是。我深吸一口气。
u盘被放在一个条状的小盒子里。我摸出它，放进衣服的内侧口袋后，转过身看见吧台下的纸张塞的乱七八糟。我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