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破旧的城隍庙，面阔八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琉璃瓦顶，庙内的神像在在北伐时国民军路过邯郸时便给予拆除，虽说这两年城内商会有意拆除东西配殿，在这里建起市场，可几经周折却未成行，而现在，这城隍庙前的牌匾却被摘下，换上了一面牌匾。
邯彰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选在城隍庙旧屋，这倒也不算是特例，进入民国后，几乎很少有修衙之事，当然这也同地方上财力窘迫不无关系，于是乎像这样旧寺破庙自然的成为了官署首选之地。
不过只是几天的功夫，这破旧的城隍庙虽说从外面看来似乎仍有些破败，可是内部却完全变了模样，高达十余米的大殿内被新区赶来的建筑工人，用钢架、木板隔成了两层，而一楼又用石膏隔板与木材隔出了会议室、办公室，至于东西配殿则隔出了办公室与宿舍，不过只是几天的功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总算见着了一些“公署”的气息。
若是按照《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的《组织条例》规定，原本公署并不需要如此大兴土木，毕竟《组织条例》规定专员公署内设公务人员不过只有十几人罢了，不过凡事也有特例，正如同邯彰专员公署内部的大兴土木的改造，实际上就是为了扩大公署。
一大清早，十二位县长便早早的聚集到专员公署，今天这是他们来到邯郸的第四天，同样也是专员公署成立的第四天，四天之内，这专员公署的模样大变，只让孙振邦等人只觉得一阵惊讶，但却又在意料之中。
会议并没有选择在可以容纳百人的大会议室内举行，毕竟十二县陪同各县县长来邯郸的不过只有一名秘书罢了，二十几人的会议，只需要在小会议室内举行即可，长条型的会议桌两侧除去坐着十二县的县长外，还做着几名公署的署员、事务员。
“农业，农业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这是今年公署首要任务，也就是如何解决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三农”问题！”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过多的客气，只不过是简单客套一二之后，管明棠便直奔了会议的主题，因为后世曾挂职过大队书记的缘故，因此，对于农业管明棠并不是一个外行。
正如同后世一样，“三农”问题从来都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而在民国更是如此，甚至比后世更为严重。
对于农村的重要性，管明棠自然再清楚不过，但是农业现代化，这简单的五个字，看似简单，可实际上却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一个命题。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南京政府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对农业现代化的追求和努力，恰恰相反，它在这一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南京政府的农业政策几乎全盘失败了。在不断失败后，南京政府放弃了对农业现代化的追求，对广大农村实行了听之任之、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的鸵鸟政策，失去了中国历史上农村变革、农业变革的一个有利时机，也播下了自己在大陆被推翻的种子。
别说是南京政府，即便是后世的那个起自于农村、得益于农民的政府，即便是解决农民及农村问题最成功的共和国，同样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现代化的问题，共和国以军事化即公社化的方式使农村走了另一条道路，最终只是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对农民的政治动员上，同样没能够完成农村的现代化变革，可以说，在农村的现代化变革上，近代以来，在长达百年之中，中国交的几乎就是一张白卷。
““三农”问题！”
眉头微微一跳，孙振邦看着坐于首席的管明棠眼光微变，原本他以为管明棠不过就是一个商人，可是能提到农民、农村、农业并把其归纳成“三农”问题，由此可见这人远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这第一次会议，他未问财政、保安、自卫，却直入“三农”更是让人能感觉到，他所图不小。
“而“三农”问题，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农民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人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农民的问题，农民需要教育……”
在管明棠作着会议报告的时候，他不时的观察着十二县县长的表情，从他们的神情中，管明棠可以觉察到这些县长的不以为然，实际上，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可管明棠却深知，教育农民的必要性。
任何改革，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推行人员，农村改革自然也不例外。即使有相应的推行人员，他们还要能动员起大多数民众支持自己推行的改革，否则，成功的希望实在渺茫。
说白了改革的根本就是“人”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动员人，如果不能动员、教育民众推动改革，任何的改革的努力都是白费，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农民、农业、农村三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中，农民的问题可以说是阻力最小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基层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由乡绅自治的社会，政府所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这些乡绅可以说是政府对乡村实施统治的基础，同样的，如何打破并且利用这种基础是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关键，可以说他们即是农业、农村改革的助力，也是阻力。
现在，对于根基未稳的管明棠来说，他不能也不想从根本上去触及农村的本质问题，只能在三个问题中，选择一个最软弱、最无力甚至可以说“最容易下手的对象”——农民，从而一步步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