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注视着熊熊烈火逐渐化为灰烬的骸骨，祁景焘浮想联翩，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那么一天会堕落成一个焚尸工，在一天之内使用相同手段焚烧了数十具尸体，还是在千禧年的大年初一，想想都觉得晦气！
随即，祁景焘又释然了。在罗家村疫区，估计就没谁考虑到过大年这回事。身处重重封锁的疫区，在生命遭受瘟疫威胁、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什么节日都不再重要。
而自己能够在罗家村瘟疫得到控制的关键时期，及时找到这次瘟疫的病毒病菌源头，并且把这个源头彻底消除，这趟主动请命的抗疫之旅算得上完美，晦气就晦气吧！
再说了，自己好歹是一个陆地神仙，岂会怕沾染什么晦气？帮助那些殉葬者和这几个客死他乡的盗墓贼入土为安，说不定还是功德一件呢！
在自我安慰中，祁景焘挥手掩埋了四个盗墓贼的骨灰，这才有时间处理那些被他们搬出墓穴的古董文物和财物。
那些个陪葬的各色器皿财物之类的东西，祁景焘不感兴趣，消毒处理之后就随手扔进戒指空间，返回现实世界后就使用隔空取物**物归原主，让它们待在墓穴里面继续陪伴墓主人。
他唯一感兴趣的是那些被盗墓贼装在一个个布袋里面的竹简，全息视角下观察可以看见，竹简上面刻有大量文字图案。估计，这些竹简应该是那位诸侯王收藏的书籍，而墓主人还是一位酷化人，死了也要带着这些宝贵的书籍到墓室里面给他陪葬。
在古代，文化是被贵族阶层垄断的，随着纸张和活字印刷术出现，文化才逐步下移，从贵族阶层走向平民，走向大众。
而“纸”这种现代人眼中依稀平常的日常用品，据考证，最早出现在西汉，而最先被认可的纸张是在东汉，就是蔡伦发明的蔡候纸。纸张几经改进，直到晋朝时期，纸张才大规模普及，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
在东汉之前，很少人会用纸作为书写载体，因为那些刚刚出现的纸张又脆又硬，书写并不方便。而那些改进的高级纸张则因为造价高、产量少无法大量推广。传统的木牍、竹简、缣帛、兽皮等才是当时常用于书写、记录文字的材料。
简是由竹或木加工而成，通常是削成长条形，将写字的一面磨光；竹质的还要在火上炙干，这道工序叫做“汗青”或叫“
杀青“，目的是使其易于着墨和防蠹。
简的宽度一般为0.5～1厘米，厚数毫米，长度根据需要而定，在汉代有3尺、2.4尺、1.2尺、0.8尺（以上均汉尺）等。汉代似有定制：儒家经典和政斧颁发的律令用长简，诸子百家著作用短简。
各时代所用简的尺寸不尽相同，每枚简上面可书写一行字，也有少数简加宽约一倍，书写两行，径称为“两行”。很多枚简用麻绳或丝绳编连起来，叫做“册”。一般编2～5道，也有个别编1道的，通常视简的长度而定，大多数是先编后写。
简册这种形制（或称简册制度）到汉代已臻于完善。例如编连以后，书写时除少数的以外，大多上下都留有少许空白，犹如纸质文献的天头地脚。简册的最前面的两枚一般是空白简，叫首简或赘简，这是后世书籍扉页的起源。
有的简册在每段文字之前有小题，末简有尾题和总计本篇字数，有的在每枚简末或简背上都标有“页码”。还有的简册以扁方框、圆点、圆圈、三角形等符号标明篇、章、句的所在位置。
简册的存放方式，是以最末一简为轴心，将有字的一面向里卷起来。为了不打开即知该卷内容，在首简背面从右到左题有篇名和篇次。现已发现的秦代简册，有的却以第一枚简为轴心，故篇名题在末简的简背上。
按照老婆婆提供的族谱记载，如果罗家村的祖先真是东汉末年从南阳迁移来的守墓人，那么诸侯王墓室里出现大量竹简书籍也就正常了。
这种竹简在现代考古学中经常有发现，比如在江陵一带，曾经出土过一个规模巨大的汉代墓——张家山墓。这个墓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并没有被盗墓贼发现，但是考古队也并没有进行挖掘。不过因为地势低，太容易被雨水侵蚀，专家们只能忍痛开始施工。经过两个月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而古墓中经常出现的青铜器和金属制品却寥寥无几。
随着专家们对这些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这其中的价值远远高于金银珠宝一类的文物。这些竹简记录的是八本古典书籍，而其中两本则是已经失传已久的《引书》和《算术经》。这两本书都出自战国时期，却分别记录了当时高超的医术和算术。
经过专家们的翻译，这些内容逐渐显现在人们眼前。《引书》中主要讲解了怎样以道教文化养生，还记录了大量的中医按摩手法，其中的下颚关节脱位复术更是改写世界医学史。《算术经》则将我国的数学史提早了几百年，《九章算术》也不再是我国数学史的起点。
可以说，正是通过出土的甲骨文和各种带有文字记录的文物，才逐步补充和完善了华--夏悠久的历史记录，让后人可以自豪地宣称华--夏文明源远流字记载功不可没
因此，祁景焘通过全息视角看到这些竹简之后，居然舍不得将这些竹简也物归原主，而是打算自己截留收藏，也不枉客串了一次盗墓贼，就当是今晚的报酬好了。
万幸的是，这几个盗墓贼也是有文化的、识货的新时代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