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伯泰的办法极为简单，干脆以短斤缺两货币为基准重新定价。
由于短斤缺两的贵金属数量庞大，远比足额贵金属多，全中原尽数回收重铸成足额标准金银根本不现实，同时还要面对由此产生巨额损失。
如果重新以短斤缺两价格计价，并回收足额贵金属，同时放出短斤缺两的金银继续流通，不仅见效快遏制力强，同时咸国握有大量足额的金银，重新铸成短斤缺两的货币，将多出许多头寸，不仅避免了贵金属的损失，同时因为商品价格的重新调整而获益。
从本质上而言，这仍是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把戏，足可见愚论派通过战争实践和早期的经济掠夺，已是摸索到经济的本质是货币和商品的关系，其正利用多年的实践经验，替卫国和梁国牟利，其中若是没有梁国的默许，短斤缺两根本无法掩盖数年。
宗伯泰的办法虽好，但仍有技术层面障碍。一是政治层面的可操作性，二是技术问题。
政治层面很显而易见，如果以短斤缺两为基准，梁国若不同意，很难得到推行。因为梁国掌握了标准器的定义权，即便有砡工派支持，没有宗主国的首肯，短时内想要推进阻力会很大，咸国将陷入经济战争。
没有梁国的支持，要说服其他诸侯也不容易。即便说服各国诸侯国，卫国作为最大的受益者，每年至少从市场凭空套多取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的金银，一下断了财路，势必掀起大规模战争，百里燕仍然无意在中原再开战端。
至于技术性问题，如何保证新铸的金银具有可识别的腐蚀防伪性能被广泛应用，仍有待解决。
一番深思熟虑，百里燕打破沉默说道：
“此法虽可行，但值得商榷。尤其是如何让诸侯接受是关键所在，宗伯先生可有高见？”
“此事侯爷可先去游说太子妃西寰，只要晋国同意，宋国便会同意。宋、晋、咸三国同气连枝，长孙国必会跟随，志国也会见机行事。如此只要中原以东新立标准，便将各国紧密相连，中原以西若要分庭抗礼，必成孤家寡人。”
“那先生可知，若要说服志、晋两国不仅咸国将要为此付出代价，两国经济也将为此收益，而两国却不会对我咸国感恩戴德，相反咸国既有可能遭致卫国的报复，志、晋两国若坐山观虎斗，咸国将陷入与卫国的争斗中，而这是本侯所不想看到的结果。。”
“侯爷所虑不无道理，但就眼下而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向倾取其重，金银短斤缺两刻不容缓，还请侯爷明鉴。”
宗伯泰郑重说道，赵安陵接过话说：
“在下也以为宗伯兄所言势在必行，但凡战，必先摧其骨，经济乃国之根本，而今来势汹汹，若不能及时遏制，日后将更加凶险，长痛不如短痛，侯爷应当机立断才是。”
“此事关系重大，容我考虑向大王与内阁呈报之后再做定夺。今日暂且到此，诸事明日再议。”
由于苏方义、段颂之都未做任何表态，宗伯泰的提议更多是试探，百里燕未做肯定回复，也是不想让事情更为棘手。
货币计价变更不仅关系国内，与政治外交紧密相联，由于当下的技术和通信的制约，消息传递十分缓慢，货币计价的改变，影响波及比近现代社会更大，整个的传导期需要两年以上，回馈期需要三到四年，再完全形成效应之前的数年内，卫国为避免巨额的经济收益损失，势必要发动战争。
如若不做出计价调整，就只能任凭卫国继续从咸国、志国、晋国、长孙等中原传统国身上薅羊毛。而梁国同时推动卫国与中原诸侯的死磕，做大其自身利益，躲在幕后推波助澜。
苏方义、段颂之不轻易表态，背后的原因仍是梁国的政治地位左右着门派的立场，当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时，外部的经济因素将很难再左右政治立场。
从治所出来，百里燕准备去往别馆下榻，众人正值散去，宗伯泰来到跟前谨慎说道：
“有一事侯爷可曾觉得蹊跷？”
“哦，何事？”
“而今我咸国国力日盛，此番短斤缺两来袭，却毫无征兆。而且数额之巨大，与国库、钱坊、侯府、永兴一年收益相当，甚至更多。侯爷不觉得太巧了吗？”
“嘶……”百里燕心里一惊，猛觉有理，忙又问：“先生是说，朝中有人窃走机密泄露与外人！”
“此事在下也不敢妄断，但经济短时之内皆有定额，此定额若被外人所获，其危害甚于战争啊，侯爷切不可不防。”
宗伯泰暗示卫国获取了咸国核心的经济数据，发动了一场特定环境下的货币战争。
咸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大致分为四大块，一是国库的全国税收，二是钱坊，三是咸王内府，四是三大侯，既永兴、轩亭、卤侯三侯。
其中三侯和内府的经济潜力仅有三方和咸王知道，咸王内府的情况外界根本不知道，钱坊仅三侯内阁少数与咸王知道，而国库相对较为宽松，但仍有明暗两套账目。明账给外朝，暗账给内朝。
方伯虽出任商营使，对咸国商品总量有大致了解，但也无法知道咸国核心财政的机密，更不会知道咸国每年有多少流水金银。
此番卫国来势汹汹，抛开运转、投入、支出的成本，初步估算的损失就已超过咸国一年贵金属利润的总额，这意味着咸国一年非但白白损失巨额金银，还得弥补市场需求和对外开支倒贴贵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