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军制目前是屯田制，除了发很少的俸禄之外，便是自己种地自己吃饭。
这个在大明之初确实是有好处的，但是随着承平日久，便渐渐显露出弊端。
屯田卫所的兵丁，基本上都沦为了卫所官的佃户，或者官员不花争的劳工。而且卫所所屯之田，也被不少豪强地主所侵占。如此一来，就别提卫所兵有什么战力了。小小的倭寇，能将大明东南半壁搅的不得安宁，便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这些卫所的兵丁，早已成了农民。往往数十倭寇，便能追着成百上千的卫所官兵跑。每一接战，便溃不成军。
朝廷当中并不是没有发现卫所兵的弊端，只是却没改变这个状况，只是临时招募了一些丁壮和兵勇来作战。
如此虽然在战事上有所缓解，但却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朱载坖就看到大明的军制已经不合时宜，才会动这个念头。而且他也要通过整顿军制，将这天下兵权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进一步的确立权威。
首先，迁移一部分卫所的军户到关外，便是一大举措。
这些人虽然没有多少战力，但是开荒种地还是可以的。关外有着京营和朵颜部的兵马保护，足够让这些军户安定下来。经过数年的生活之后，使之在关外扎下根来，便可取消其军户身份。然后再将其所开垦的关外田地归于个人，免税三年耕种后再纳税。
而大明内地所减少的军力，便可由招募来的职业军人补足。
这等职业军人的选拔，便是招募、立功进级、深造、授官这四步。其余未能立功的的，便当兵三年期满复员回乡，将来可任命为地方里正保长等职。
如此一来，既可妥善安置，又能除去军户的弊病，从而使得军队的战力大增。
只是军制一改，迁移和安置的银子便如流水一般的花了出去。
亏得有了市舶司的两百余万两银子入帐，否则朱载坖还真无钱完成此事。
同时各边镇的兵丁军户，也在精减裁撤，一并送入移民队伍。
这个事情就有些危险了，难免会有一些故土难离之人不愿移民，甚至是在一些军将的鼓动之下闹事。这还算好的，朱载坖已经另派强军监督，使之不敢稍动。但是更厉害的，则是旧军制中的龌龊事。
兵部职方郎中唐顺之便上书道：“蓟镇原有军队九万一千余人，今见在只有五万七千余人，逃亡三万三千余人。见在者多老弱不能战。逃亡的原因是由于连年修筑边墙，上山运石伐木，工役繁重，力不足办，贷钱赔货；将领贪污，文吏侵渔，以致士卒贫累，不得不逃。”
蓟镇是九边之中距离京城最近的一镇兵马，居然已经败坏到了这等地步，简直触目惊心。
当即朱载坖便派人去召蓟镇总兵欧阳安进京述职，又派出监察司去调查取证。
结果欧阳安却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直接就带着人马杀向京城。
朝中群臣惊怖，可是朱载坖却根本不将这欧阳安当一回事。对方盘剥起来自己手下的兵丁来如此酷烈，带兵打仗才有几分战力？
欧阳安不过三十岁左右，此人身材粗壮彪悍，见人便是一副笑脸，让人觉得很是随和。可他做事却是果断，直接就造了反。
朱载坖派定国公徐延德，领京营迎战。
京营已经整顿完毕，全是精壮兵丁不说，也已经完成了换装。清一色带三棱钢刺的掣电铳，而骑兵也都换了半身钢甲和新式战刀。定国公带着出战，也只是走个过场，京营完全受朱载坖所派的许远指挥。
许远本是亲军统领，如今也被朱载坖安排到了京营，做徐延德的副手。
朱载坖有意的将自己身边人外放，逐步的掌握兵权。首先便是自己要将兵权握牢，其次也是为了军制变动需要。
赶上欧阳安这个蓟镇总兵造反，便成了许远的垫脚石。
京城北门外一战，蓟镇兵被打的大败。互相踩踏，造成的伤亡甚至超过了京营所造成的伤亡。
欧阳安这家伙，也被一举成擒，押到了朱载坖的御前。
只是看了一眼欧阳安，朱载坖便让人将之押入大牢之中，等候发落。
即使欧阳安是谋反的大罪，朱载坖也要走个程序。
待监察司那边拿到了欧阳安的各种罪证，便交由众给事中和诸多的御使。由这些言官，将所掌握的证据写入弹劾奏章。
朱载坖将弹劾奏章翻看一便，便提笔写了一个准字，还与内阁，使之交给刑部。
这样做虽然麻烦了点，但是朱载坖却是在给众多官员传达一种信息。虽然是皇帝，也没有轻易的便给人定了罪。他这么做的目的，便是让大家知道，自己是个遵守规则的皇帝。
如此做的好处，也是为了警告这些官员，做事要有规矩，不得随意入人与罪。
朱载坖要通过一些细节，将法治的观念悄悄的传达给朝臣而至天下万民，从而最终以法治代替人治。
但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不可能操之过急。这都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只会将好事办成了坏事。
欧阳安交予刑部审问，各种罪状一一摆出，使之无可抵赖。除了治其谋逆之罪，还要给蓟镇官兵们一个交代。要让这些蓟镇的兵丁们都知道，长期以来盘剥他们的人，便是这位欧阳德总兵。
从而，也就为朱载坖在军中，竖立了一个高大伟岸的形象。而欧阳安，自然就成了反衬朱载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