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胆大的农民开始进城打工了，胆子更大的则是选择离开小城市，到大城市闯一闯。
这就是农民工的最早雏形。
从这一点上来看，相对于手捧铁饭碗的城市居民，农民更加勇敢、更加务实。
当时城乡差别极大，农民生活水平自是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所谓人挪活树挪死就是这个道理。
而当时很多城市居民还抱着铁饭碗沾沾自喜，无形中养成了懒惰心态。
拎着黑色皮革兜的人，典型的是出差办事。
背包、抱孩子的人则一般是探亲或者回家。
还有一些学生装束的人，，或者拿着一本书观看。
再有穿戴比较时髦的人，大包小包背着的，则是旅游者。
因为在东北，每年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下旬，是去海边玩的最好时节。
而滨城市是东北最南端的城市，地处渤海和黄海交界处，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是旅游的最好去处。
在去往滨城的途中还有牛庄，也是沿海城市，只不过当时牛庄一带的海边旅游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杨可望着往来的人，心中不免感慨，人是大自然的孩子，自是与大自然有直接血缘关系，是分割不了的。
所以人们才念念不忘与大自然亲近。
在当时，旅游可是一个很新鲜的词，因为每个家庭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并不富裕，哪有闲钱出去旅游。
一个星期只休息一天，所以星期日都叫礼拜天。另外的假日是：五一、十一、元旦各一天假。再就是春节和国庆节放假三天，而且不串休，所以也就不可能形成长假。
但有一部分人走在改革的前沿，他们有了钱，自然而然要享受生活了。
而大海则是内陆人最最最向往的地方。
当时的内陆人只能通过电视才能看见大海的壮观，还有很多家庭没有电视，所以大海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已。
女子见杨可只背了一个绿色，问道：“你也是军人吗，去滨城干什么？”
这个是杨可高中上学，洗的已经有些褪色。里面装着一个文件夹、一本日语书、洗漱用具。
还有一件长袖汗衫，是周芳怕儿子在火车上凉着而预备的。她哪里知道，午夜的火车里人们大多休息，所以车窗都是关上的，里面的温度比外面还高呢。
杨可笑了笑，道：“我倒是想成为军人，可惜错过了，但我即将要成为民兵了，以弥补遗憾吧。我去省服办点事。”
杨可记得上一世入厂大约半年吧，便与一起入厂的工友在厂武装部的人员带领下，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成为一名民兵。
1984年《兵役法》规定：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
28岁以下的退伍士兵和未到部队服现役而经过基本军事训练的公民，编入基干民兵，其余18~35岁未编入基干民兵组织的男性公民编入普通民兵。
所以杨可如是说。
“你叫什么名字，去的省服是辽东省服装进出口总公司吧？”女子问道。
“是啊，我是襄平二服的杨可。”
这人知道省服，工作不是与服装有关，就是见多识广的人。再看气质，不像普通工人或者家庭妇女，应该是知识女性吧。杨可判断。
“哦，我叫沈小玉……”
就在这时，候车室的广播喇叭响起了女播音员的声音，打断了沈小玉的话。
“南行的旅客请注意，南行的旅客请注意，由通画始发，开往滨城的k****次列车就要进站了，请相关人员做好接车准备。”
女播音员的声音如此反复地在候车室大厅里回响。
人群涌动，纷纷向售票口涌去。
其实距离检票还有一段时间，但人们还是争先恐后。
有服务员开始扯着嗓子喊道：“不要拥挤，不要拥挤，站好排站好排。”
还有警察来回走动，维持秩序。
杨可不仅对警察多看了几眼。因为在当时，社会治安全靠民警，尤其是年的严打，使得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民警功不可没。
而民警的制服在当时与解放军的军服同样是庄重严肃、威武雄壮。
此时是夏天，警察穿的都是浅绿色半袖警服。在杨可的记忆中这款警服应该是83式的。好像89年就陆续换成89式的了。
83式警服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左胸兜上方，有了“警号”。
反正也没有座位，所以杨可并没有向前挤，而且身边还有一个孕妇。
所以他拎起两个包裹，顺着人群向前慢悠悠地走着，沈小玉则是跟在后面。
出门在外就是这样，不能心急，心急就容易烦躁，会忘记一些事情、也会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凡事要顺其自然，心态平和，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蹭到检票口，售票员用票剪子在火车票上剪了一个小口，算是验票完毕。
杨可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火车票：宽两厘米、长六厘米的白色硬纸壳，不免感慨万分。
这种车票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变，直到多年后，有了电脑打印，才改成了纸制的车票。
一个小小的火车票也能见证时代的进步。
进入站台，另一侧停着一列绿皮车。
杨可真想大喊：“绿皮车万岁，绿皮车久违啦！”
“绿皮车“是祖国铁路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旅客列车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里。
直到1990年以后，随着客车空调化和铁路大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