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在这个时候搞竞彩，而且还做强做大，公然去和那些民间去抢资源抢市场，也是因为铺垫这么长的时间之后，王迪在两个领域里面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话语权。
一个是纸张，一个是印刷。
纸张其实早就出现了，而且，经过蔡伦与左伯几代人的努力之后，技术和质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左伯纸，厚薄均匀，质地细密，色泽鲜明，难得的佳品，而且，到了这个时代，造纸已经扩散到了南方地区，并非什么国家高度机密。无非是原料的分离（沤浸或蒸煮的方法让原料在碱液中脱胶，并分散成纤维状）；打浆（用切割和捶捣的方法切断纤维，并使纤维帚化，而成为纸浆）；抄造（把纸浆渗水制成浆液，然后用捞纸器（篾席）捞浆，使纸浆在捞纸器上交织成薄片状的湿纸）；干燥（把湿纸晒干或晾干，揭下就成为纸张）这几道工序。所以，前世的影视作品中，王迪一直十分奇怪，怎么古人明明已经有了先进的造纸技术，却还是以书简为主呢？
来到这个时代之后，经过他人指点才知道，一个是供应量上不去，自然会导致纸张昂贵（这就和原材料廉价与否关系不大了），一个是为了方便保存，人们总是认为重要的文件应该铸成钟鼎或者书于竹帛，才能长期保存为据。《三国志.魏.陈思、王植传》便称:“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很多档案文书封存，尤其是契约合同的凭据也多是竹简的形势，足以说明当时人们仍认为纸不适于长期保存。
但是，在王迪看来，三国鼎立以来，大规模的战乱就少了很多，按理来说，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作为这样一个文化大国而言，把纸张供应量提升上去，提升到一个普遍能接受的价格程度应该不是问题吧？至少政府方面要是强推的话也不该是这个局面，第二，方便保存倒是一个不错的说辞，可是，这种书写方法不也是要比写在纸张之上麻烦很多吗？纸张又不是没有人用过，在这个便捷方面和保质期方面，应该心里有数吧？
所以，他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认为，更有可能是，当权者出于某种阴暗的心理，故意压制阻挠纸张的传播，进而掌控知识文化的垄断地位，对于屌丝而言，纸张太贵，就买不起，篆刻书简太过费力，学习难度成倍放大不说，因为家境问题搞不搞得到教材都是个问题，光听老师讲授又能如何？比如刘备，这个卢植“函授班”里面的学员，文字功底不怎样，学习兴趣不太浓厚（声色犬马，不喜读书）就和客观难度太高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些对于那些权贵和所谓“诗书传家”之人来说就没有问题了（同样还是刘备，逆袭了，临死的时候就让孩子多读书，当然情有可原，就如同我们的父辈，不希望自己历史问题造成的学业困难遗憾，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传到下一辈身上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持续对中下层人士，形成智商上的压制优势。
基于这种阴暗心理，王迪一直想方设法的要绊倒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在开疆扩土发家致富的同时，真心的要在文化推广上做出点努力，所以，在条件允许之后，暗中捣鼓出了“造纸厂”，在他看来，只要把纸张的供应量推上去，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传播，一个是上厕所能够“舒心”一些，不再使用厕筹这种令“局部”地区粗狂成长的神物。
讽刺的是，低廉的草纸（也就是卫生纸）批量生产之后，倒是遭遇到了权贵们的热烈欢迎，销量喜人，却没有惠及到老百姓——在老百姓看来，纸张是很昂贵的，拿来擦屁股的话实在是暴殄天物。至于传抄经典，推广文化，底层民众是“自惭形秽”加上洗脑严重，自动退避三舍，权贵们则是收起了一副上完厕所的愉悦表情，一脸沉重的建议还是以竹简为主，虽然是麻烦了点，但是，保质期长啊。
无奈，王迪还没有直接硬肛整个特权阶层和文化贵族的实力和手腕，只好继续蛰伏下来，去捣鼓另一个重要平台：印刷厂。
印刷，自然是比手工抄写（不管抄写在什么载体上）要更加便捷，王迪也知道，印刷，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阶段的，即便是最早的雕版印刷，也要再忍耐个几百年才能出现，现在就让他一步到位弄出活字印刷简直是痴心妄想，真要有那个金手指水平，也不至于穿越以来处处受制于人，只能靠狗屎运混到今天。v更新最快/
但是，王迪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雕版印刷的出现也并非是从石头缝里直接蹦出来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比如，印章可早就有了，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后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有了纸张之后，某些公文也书写在纸上，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那么，这印章，其实不就是一个迷你版的雕版了？其次，还有碑石拓印，远的秦始皇同学，出巡在外多次刻石留下自己的足迹（比今天游客的到此一游什么的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近的还有蔡邕同学，他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