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牛辅勇力过人，将来必是一员勇将。甄贤弟，你可真会交朋友啊！不知那牛辅还了些什么？”
公孙瓒大感好奇。
甄逸笑道：“让伯圭兄见笑了！牛平三兄弟来到缑氏山后，弟留意观察了他们三人。
牛平与李傕二人性格沉稳，为人聪慧，一时间难以探查他们的底细。
唯有牛辅为人粗豪，喜欢玩乐，还有几分贪钱，被弟我抓住了弱点。
正是从牛辅口中了解到牛平兄弟的不凡，才让我越发迷惑，感到看不清他这个人了。”
甄逸将自己心中的疑惑对公孙瓒一五一十的了出来。
原来，牛辅不仅告诉甄逸，牛平十五岁时打杀了鸟鼠同穴山的白虎王，还将此次牛平游历下的路线也告诉了甄逸。
得知牛平一行去过并州，为了保护边民与鲜卑人交过手，公孙瓒不由得拍手称快，早知如此，一定要再请牛平痛饮几顿。
甄逸摇头苦笑，对公孙瓒，牛平一行杀过鲜卑人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让他奇怪的，是牛平游历下的路线。
历来凉州、并州被视为一体，凉州士人也常常被任命为并州的边将。因此牛平离开凉州后，走关中上并州的游历路线不奇怪。
对于一个立志于成为大汉征西将军的人来，熟悉凉、并二州和关中三辅的地理民情，是应该做的。
让甄逸觉得奇怪的，是牛平随后去了冀州常山国，之后又去了幽州的涿郡，途中还经过了自己的家乡中山国。
世家豪族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河北燕赵之地，不是关西士族可以染指的。
正如公孙瓒与甄逸不会轻易的去凉州闯荡，以往也很少有凉州的年轻士子去游历这些地方。
因为，士族都是以地域划分来抱团取暖，相互扶持的。
只有同郡、同州的家族或邻近州郡的家族可以做到守望相助。
两个家族相隔十万八千里，很难齐心协力，互通有无。
牛平不在凉州、并州和三辅深耕细作，努力交好当地士人，却舍近求远的跑到冀州和幽州去，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更让甄逸吃惊的是，这一次牛平离开雒阳城，不是回返凉州，而是要去豫州的颖川郡！
牛平告诉公孙瓒与甄逸，他要去豫州、兖州等地游历，如果时间充裕，或许还会去徐州、扬州和荆州走一遭。
很显然，牛平这是想要去结交颖川、南阳、汝南和陈留等地的士人。
可是，颖川、南阳、汝南和陈留郡，正是关东士饶核心地区，高门大户众多，自成一个圈子。
一个凉州边僻的子想要被这几个郡的士人接受，谈何容易！
前汉定都长安时，凉州对于帝国极其重要，故而凉州士人在朝中的政治地位也很高，足以与关东富庶地区的儒家士人们平分秋色。
然而，到了后汉，关西士族与关东士族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汉光武帝刘秀是南阳郡宗室豪族出身，为其打下的“云台二十八将”也大多来自南阳和颍川郡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豪族。
故而，后汉建国之初，政治核心大多是南阳和颍川郡的士人。
后汉立国时，这些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功勋宿将为了家族利益，自然不愿定都远离故土的长安。
何况，长安城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位于关东的雒阳城在王莽时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具备定都条件。
更关键的是，雒阳与南阳和颍川相邻，文化风俗接近。
在南阳和颍川政治集团的推动下，后汉定都雒阳，关东的政治地位骤然上升。
如此一来，凉州不再是首都的直接屏障，战略重要性大为下降，前汉时毗邻首都所享有的政治便利也不复存在。
并且，伴随着匈奴的分裂崩溃，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不再构成严重威胁。
前汉经营西域诸国，本是为了侧击钳制匈奴。
既然匈奴的威胁已经消失，后汉朝廷对西域的经营就远不如前汉那样用心了。
西域战略价值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凉州被朝廷进一步冷落，乃至逐渐边缘化。
前汉一朝，继承了秦朝的军功制度，武人可以凭借军功加官进爵，转做文职当上丞相的也大有人在。
凉州武饶社会地位并不比文官差。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开始，儒家思想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性地位，此后儒学素养成为选举官员的重要依据。
后汉继承前朝后，在关东儒学素养高的士人集团的推动下，将选拔官员的“察举制”进一步完善细化。
察举是指州郡长官自下而上地向朝廷举荐人才。
察举制度考察的科目有很多，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等等，孝廉逐渐成为最主要的一科。
“孝顺”和”廉正“是儒家道德观的体现，孝廉一般被儒生士人获取。孝廉的举荐权也掌握在儒生士人出身的州郡官僚手中，而且从后汉中期开始，察举者必须参加公府考试。
于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充斥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后汉各级政府。
富裕文明的关东地方大族，能为族人提供“明经取士”所需的良好教育，所以后汉朝士人和官僚多来自关东地区。其中的大部分又来自关东的南阳、颍川、汝南和陈留等郡。
这几个地方的关东大族还通过联姻、门生故吏等关系形成复杂的政治集团，帮助他们的察举者进入朝廷担任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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