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手里最大的杀器，张居正的一些议题，在朱翊钧不满意的时候，而他本人也不太方便出面的前提下，言官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张居正知道皇帝不满之后，也就不再强行推进。
是为【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
李植、江东之等人，先后发了张居正的奸，朱翊钧对他们十分满意，想要升他们的官爵。
却被申时行屡次以内阁的权力阻止，申时行虽然擅长斡旋之策，但是跟着张居正多少年，他能不知道这些言官们都是些个什么东西？
果然，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三年时间里，万历十三年，一封气的朱翊钧连大过年都没法过的《酒气财色疏》，就哐当的落在了朱翊钧的头上，朱翊钧养的言官这些狗，终于咬到了他这个主人身上。
一如东林养的复社这条狗，现在正在东林人身上撕下一块块血肉那般。
但是此时，大明已经有了升官的捷径，只要喷皇帝，引来廷杖，就能收获一大堆的名望，这名望二字，对于仕林之人而言，就是晋升的资格。
但是申时行本身擅长斡旋，不擅长争斗，自己拿不起来，也不放下，恋权不说，在国本和三王并封的两大案中，申时行左边哄皇帝，右边哄朝臣，把这事一直拖了十五年才彻底定下来。
内阁在反复横跳中，逐渐让自己的信用扫地，申时行的乞病归老，本身也代表着内阁权力旁落。
而继任者沈一贯等人，更是刚愎自用，还不如申时行的斡旋，极力培养自己党羽的沈一贯，最终把大明打造成了东林、齐楚浙昆宣诸党并争的党争时代。
言官自此，前途一片光明。
水越浑，他们就越自在。
万历二十年的京察中，内阁和吏部抱团，言官们抱团，两股势力已经形成了鼎足之势。
而这两股势力不断的分化，成为了诸多的党派。
在万历四十七年的之时，齐楚浙终于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胜利，万历四十七年京察中，东林主要职位等要职，无一东林人物。
而这场胜利，仅仅持续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因为齐党和浙党内部闹出了矛盾，主事邹之麟因为转吏部官职未果，迁怒浙党的姚宗文和刘廷元，自此齐党浙党分了家。
齐楚浙分家之事，而其中东林党人士汪文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汪文言，是东林人里的猎犬，擅长用计，三下五除二，就把齐楚浙铁一样的联盟，给破的一干二净。
铁一样的联盟如同笑话一般，一捅就破。
天启三年，京察由赵南星主持，齐、楚、浙党大溃败，纷纷投靠了当时逐渐势起的魏忠贤。
而魏忠贤不负齐楚浙三党在朝官吏的期许，把东林再次斗败。
大明的言官们，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上蹿下跳，四处煽风点火，斗的越凶，他们的威力也就越大。
否则大明的朝臣们团结在了大明皇帝的周围，言官他们就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又会回到万历五年到万历十三年那段时间，做大明皇帝的狗的那段时间。
皇帝让他们咬谁，他们就得咬谁，否则大明皇帝会把廷杖的垫子给去了，不给他们刷声望。
言官的反复横跳和朝中的局势变化多端，在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年时间里，后三十年的京察的纠纷，导致了大明的朝政如同杂草已经的生长。
第一个后果，就是缺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铨部（考察吏治的部门）失去了本身的效力，只要言官弹劾，大明的官员就只能不辞自去，要不就是灰头土脸的被喷回家。
万历四十六年到万历四十七年，六部缺额高达半数，都是言官看到谁不顺眼就弹劾，弹劾来弹劾去，把人都弹劾跑了。
第二个恐怖的后果，就是大臣与大臣党比，小臣与小臣党比。
斗争产生党派，而不是因为党派产生斗争。
为了报团取暖，大明的大鱼和大鱼联合，小鱼和小鱼联姻，东林、齐、楚、浙、昆、宣、西、京党，都是在这个时间里不断的产生。
而党派一旦形成，那党争将会绵绵无绝期，一直持续到一方彻底失败为止，然后自己就会分化，继续斗的你死我活，绵绵无尽绝。
第三个极其恐怖的后果，就是朝局因为党争多变，朝令夕改，民不知法，法不束民，别说百姓们不知道政策风向，就连朝臣们也压根都不知道，今天刮的是东风还是西风，究竟应该如何自处。
而这些结果，最终指向了一条，那就是淮抚专横。
各地巡抚一看朝堂乱糟糟的不成个样子，自己说了算之后，哪里还管你皇帝的谕旨？
我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
大明为皇帝办事、执行皇命，听从朝堂的政策，就是投献，这股妖风，就是在万历年间，不断吹起来的。
朱由检真的是借着简笔画，讽刺言官吗？
他更期许的是内阁在掌管了新的紫金阁后，能够在舆情上，占领属于内阁的高地，否则这股党争的妖风，是刹不住的。
想要解决纷争，就得从源头抓起，朱由检压根不管朝臣的成分背景，管你过去是东林还是阉党，亦或者是齐楚浙旧人，为大明办事就用，为自己谋私，就褫免，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