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嘴上说着“仗义死节”或“士可杀不可辱”之类的豪言壮语，但身体很诚实。
被王世懋恳切的劝了几句后，王世贞只能转进。其实，冯保在掰弯王世贞之前，已经把他的历史查了个底儿掉。
王世贞在文坛的发迹和他个人文艺理论的成型，固然有天才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踩在老前辈的肩膀上”。他年轻的时候，先加入了李先芳等人在京师建立的“刑部诗社”，从中汲取了复古的观念和营养。
按冯保调查，是李先芳和李攀龙等人先结社，后来把王世贞引进门。这个高举复古大旗，最后影响了全大明的文学社团，核心成员始终六人，领导权之争先后在李先芳、李攀龙和王世贞之间展开，而王世贞最终取胜。
王世贞入社之后，先联合李攀龙排挤了李先芳。李先芳属于没享受胜利果实就离队的老鸟，为人也比较豁达，最后回老家修家乡志去了。
排挤走李先芳后，王世贞提议以李攀龙为首，六个核心成员结成正式的复古诗社，并制定了社团纪律，其中有慎重选择成员，不允许成员加入别的诗社，必须保持对本诗社的忠诚等条款——已经有了后世党团的雏形。
诗社成立后，对内“刻厉相责课，务在绝他游好，一意行其说”，对外由王世贞出钱，终日交游招妓，以狂士自居，大肆炒作。
具体炒作手段有：自寻当时的大画家李某作“六子图”，以“子”自称，打造“狂人”人设；然后，六人之间互相写诗作文吹捧，出《六子集》等猛刷声望。
出《六子集》的时候，社里的老诗人谢榛不干了。他成名很早，在当时诗坛已经属于顶尖的人物，没有炒作需求，就不愿意和他们诗词唱和互相吹捧，最后也被王世贞和李攀龙联合排挤脱离诗社。
因此，所谓的《六子集》其实应该是《五子集》。大明文坛给王世贞洗地的，碰到《六子集》基本要绕着走。
谢榛脱社后，王世贞又引入了吴国伦，仍为六子。但令人无语的是，这六人对外宣传时仍把已经脱社的谢榛带上，号为“后七子”，这招后世演艺圈都用烂了，但在当时的大明，这招还是很新鲜的。
他们提出的复古口号，虽然震动文坛，但在冯保这样的大家看来——和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嘉靖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这后七子如何评价前七子呢？“模拟痕迹太露”！王世贞批评前七子的文章诗词复汉法唐痕迹太著，而他们所作的诗文，模拟痕迹比前七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的斗争在李攀龙和王世贞中间展开，李攀龙是苦出身，根本干不过王世贞这个官二代。首先王世贞特别会做人，每次聚会都是他出钱。
其次王世贞为人洒脱，对脾气各异的兄弟都能包容，而且很讲义气，从他对杨继盛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
最后，领导权和平过渡，王世贞最后终于取得了复古诗社的主导权，并以此为核心，将国朝的文学诗歌、艺术赏析、史学等文艺方向打上了个人印记，最终被公推为天下文坛盟主。
因此，了解到这些信息的冯保，看似冒险，其实已经把王世贞算到了骨头里。
而冯保如此大费周章，其实还是看中了王世贞在士林的影响力，拿下了王世贞，就扭住了大明文坛的牛鼻子。
王世贞这头呢，儿子侄子都被朝廷攥在手心，本身也不是一个硬骨头，为人早被冯保看透了。因此，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文章送到日报社。
这两篇文章煞费苦心，若直接鼓吹“反兼并”，尽管政治正确，但在文坛引发的后果极其难料；若直接吹捧皇帝、颂圣，又怕被“冯邦宁”认为属于“高级黑”。
哥儿两个研究了半天，最后拿出“冯邦宁”的信仔细看了一遍，发现真的对内容无任何提示和要求。王世贞最后恍然大悟，就找了自己尚未流传的，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两篇文章送过去了。
冯保见他上道，就不为己甚。王家兄弟的四篇文章，隔三差五的在日报上发表，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恰到好处。明白的人自然能明白怎么回事，不明白的人——冯保也不在乎他明白还是不明白。
况且这种事就是开头难，以冯保的见识，这些人一旦节操落地，底线往下掉的速度大概要比妓女脱裙子的速度还快。
以后得闲了，慢慢坛盟主，这成就感比自己在司礼监干掌印的时候别有一番过瘾滋味。不得不说，冯保能有这种感觉，其心理大概已经逐渐扭曲、黑化了。
江南文坛被报纸和“松江奴变案”搅动的风起云涌。此际的京师，王世贞的好朋友，王宗沐同学也搞得朝廷一地鸡毛。
原来，八月份，朝廷漕运总督王宗沐再提利用海运实施漕运事。
这家伙曾经在隆庆五年十月连续奏请隆庆帝，将已经停掉一百六十年的海运漕运回复起来，号称“为国家千万年无穷之利”。
当时隆庆帝同意，高拱也非常的欣赏他，支持他将这事情办成。
王宗沐不负众望，做了做准备，隆庆六年三月就利用海运从南方运输十二万石粮食到了天津。
这十二万石粮食再从疏浚过的大沽河（海河）转到北运河，最后抵达北京，可把高拱高兴坏了。
当时，以复海运之功，升巡抚都御史梁梦龙、王宗沐各俸一级；参政潘允瑞升一级；当时得直隶巡按李栻也把高拱好个吹捧，大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