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的时候，外放的文官和外放填缺的武官分批接受了吴世恭的召见。吴世恭也照例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勉励这些人。其实这种官职，根本就不是明朝的正式官职，只是汝宁军内部制定的官职，可是那些官员依然感激流涕，仿佛都是象捡到宝似的。
也是，现在能够出任这些官职的人，连秀才都很少，基本上都是童生，甚至有些也只是识字罢了。他们在原来明朝的官员体系中，根本没有担任任何官职的可能xing，所以对于这种杂牌的不能够再杂牌的官职，他们也是重视得不得了。这官本位制确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啊。
而汝宁军现在能够说得上的唯一缺憾也就是官员的学历太低了。邓启帆作为唯一的一名举人是鹤立鸡群。不是吴世恭控制的地盘内没有其他举人，而是他们都看不上汝宁军的野路子出身，不想到汝宁军这里来任职。
甚至连张学斌写信给自己的族中，让族中再派些子弟来汝宁军中为幕僚，此信最终的结果也是石沉大海。汝宁军的实力还是太小，对这些文人没有吸引力啊！
而在召见的时候，也出了一个花絮。这次冈萨雷斯这些军官中，一批国语学习得比较好的也外放成为了带兵的实职武官了。当然，他们大多数都是高职低配。例如：冈萨雷斯就是正团长待遇，但是他是一个步兵团的副团长实职。吴世恭暂时还不会放心让他们单独领军的。
应该说，冈萨雷斯他们这样的授职有些违反汝宁军的官员提拔升迁制度的。不过因为冈萨雷斯他们肚子里确实有货，以前又是孙元化那时的辽东军的教官，所以这些人的任命也没有产生什么异议。
不过对于这个任命，吴世恭总有些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想法。而汝宁军上下，也对这些葡萄牙人成为他们的带兵武官没有什么抵触情绪。这倒让吴世恭也有些奇怪了。
了解下来才明白。明朝当时人们，他们的民族观其实是很独特的，也是让现代人也很难以理解的。他们都认为：虽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这里的族并不是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以是否信奉儒家学说为分界线的。信奉的就是我们天朝上国的文明人，不信奉的就是蛮夷。
此外，明朝人也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全天底下的人都是中国人。无非是文明人和蛮夷的区别罢了。至于冈萨雷斯这些人。也就是长的怪一些的中国人罢了。既然是中国人带兵，那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了。
反而冈萨雷斯这些军官，他们倒有些自认为异族人的感觉。因此，他们为了尽快地融入汝宁军，就加倍努力训练、按照汝宁军的规矩做得是一丝不苟。这也让他们在汝宁军中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不过当吴世恭接见冈萨雷斯他们的时候，没想到冈萨雷斯很诚恳地向吴世恭提出了一个请求。原来冈萨雷斯他们知道了基金局将会为他们这些军官制定福利的时候。希望吴世恭亲自与所有的军官签订书面契约。以保障那些军官以后的利益。
听了此请求，吴世恭心中就有些好笑。这些外国人倒也够直接的啊！吴世恭本来就没有想食言，再说他也很明白外国人比较讲究契约jing神，因此，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不过从此以后，汝宁军也养成了这样一个规矩。在发布命令和采购汝宁军需要的物资的时候，不再是只是口头上说一声了，还会签订条款详细的契约。而这个习惯后来也逐渐地流传到了民间，这也从侧面上促进了汝宁军商业和工业的大发展。
而在这段时间内。吴世恭也阅读了大量的邸报和各种山川司收集的各地情报。吴世恭出征登莱一年多了，偏于一偶消息是相当的闭塞。所以趁着此次有空闲的时间，要好好地补上这么一课。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吴世恭新任命的摘录和汇总情报的官员——郑凌，却有了一个惊艳的表现。
郑凌在熟悉了工作以后，他利用空闲时间翻看了以前大量的资料，为吴世恭提供了两份他所写的分析报告。
一份就是关于三边总督洪承畴的分析。当陕西农民造反主力进入山西以后，留守的农民造反部队并没有消沉。
但是洪承畴加紧剿灭，并且屡屡得手。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占领了宁塞县城。不久发生内乱，神一魁被部将黄友才等杀死。十一月，谭雄部起义军两次攻入安塞县，洪承畴派副总兵曹文诏围攻宁塞的黄友才部，自己带着副总兵李卑会合总兵王承恩往攻安塞。
这时，一座城、一朵云、薛红旗等率造反军队三千多人，从鱼河川（在榆林县境）出发，突然进抵安定城下。城中贫民为之内应，起义军遂克安定。明总兵王承恩（不是崇祯身边的大太监，只是同名同姓而已）到达安塞后，诱杀谭雄等五人。接着移兵进攻安定，起义军被迫撤走。
与此同时，混天猴部攻克甘泉县，夺得饷银十万八千两，处死知县郭永图。河西兵备道张允登也被击毙。接着，这支造反军队又攻克葭州，兵备道郭景嵩毙命。陕西总督洪承畴急忙檄调曹文诏、张全昌部合剿。五年正月，混天猴派部卒伪装米商进入宜君县，乘夜里应外合夺取了县城。接着又占领了保安、合水二县。
这个时候，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刘道江）、可天飞等部也在甘肃庆阳、环县一带重新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