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我一听简直气坏了。我极力按接着怒火对他说：‘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土改编成省防军，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挫伤他们的热情。，
“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他们抗日有功。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
“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因为它们未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我指出，当时炮党已经跑了，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呢?我就对鹿钟麟说，‘你这一条是反动的。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
“最后，光头佬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因此我坚决反对。
“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我感到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我就感到很泄气。我从前满腔热情，现在灰心丧气，万万没有想到，抗战竟是那么难啊。
“有时我也想，对光头佬的特务退让一下吧，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不对!有多少象我一样的人，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想做好事，想为老百姓做事，参加了抗战，结果呢，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
“我有点自负，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可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感到势孤力单。
“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我只好独力奋战。
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一天，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诬称我逃走了，命令撤销行署。他的告示一贴出来，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他们举出理由说，你鹿钟麟是光头佬委任的，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那时光头佬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
“不过，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护送新官到任，给他们保驾。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为此打了不少官司。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每个区有两个区长，每个县有两个县长，每个市有两个市长。鹿钟麟、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石友三的政府。
“要是一两年前我从光头佬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可想而知，我会吓坏的。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写了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协力抗日，改善民生‘。谁反对这八个字，我就坚决跟他斗争。
“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但他根本不理。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
‘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历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
“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于呢？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
“突然，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了。起先他们揍了鹿钟麟所派的几个县长，接着又揍了石友三手下抓丁的人。石友三派了一名代表来见我，责令我管束老百姓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我回答说：‘要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压迫得这么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干。责任全在你们。
“因为当地的游击队给农民撑腰，石友三就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他想先把游击队消灭，再制服老百姓。由于游击队和附近一个营的八路军关系很好，所以游击队敢于还击。于是石友三只好去打这一营的八路军。就是这样也还没有引起一场大战，因为八路军还是—让再让，老实说有时候我对他们很气恼哩。
“只是在发现了日本军官穿着石友三部队的军服出入于石友三的司令部之后，才大打了起来。原来石友三当了汉奸，对汉奸就不能客气。这一打，石友三就逃到黄河以南，后来叫炮党给枪毙了。光头佬委任的省主席鹿钟麟一看没有了军事靠山，也开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