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
这位传教士向孔祥熙提出：“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的确，这么大的款项将来如何归还，又拿什么做为担保呢？经过认真思考，孔祥熙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那位传教士考虑了一会儿，便点头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再赴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孔祥熙的这一举措算是解了阎锡山的燃眉之急，他喜出望外，立即表示赞同，并让孔祥熙将此事负责到底，从筑路到贷款归还清楚为止。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对发展山西交通，开发山西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与阎锡山的关系也日趋密切。
“庸之，徐公子说他有事需要你帮忙，但又不好意思张口。便让我来做说客！我问徐公子是什么事，可徐公子也不告诉我，你说说。究竟是什么事？”阎锡山向孔祥熙说着一口的山西话。
庸之是孔祥熙的字，阎锡山一向是这么称呼孔祥熙的。孔祥熙听阎锡山如此问自己，心中不由苦笑，自己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如何回答阎锡山呢？
就在此时，徐彦卓为他解了围：“孔先生，孔夫人。来，咱们坐下慢慢聊！”
这一晚，四人聊得很是投机。聪慧的宋蔼龄留心观察。她发现在山西人眼中颇有魄力的阎锡山，对徐彦卓客气的有些过火了，甚至有些畏手畏脚。
宋蔼龄几次想询问徐彦卓，究竟有何事需要他们夫妇帮忙。但都被他巧妙地将话题岔了过去。他们坐了一晚上。依然没有搞明白，徐彦卓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回到家中后，宋蔼龄将自己的发现讲给了丈夫。
孔祥熙点头道：“我也感觉出来了，阎督军似乎挺怕徐公子的。”
“这徐公子到底想要做什么？”宋蔼龄很是不喜欢这种不着调的感觉。
“我不知道！”孔祥熙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那明天还去吗？”宋蔼龄问道。
临别的时候，徐彦卓悄悄叮咛他们夫妇，请他们明日依然赴宴，至于宴请的是何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能拒绝得了吗？”孔祥熙无奈道。
……
这一次赴宴。当孔祥熙见到了陪坐的人之后，又是大吃了一惊。此人赫然正是张作霖。
早在1916年底，张作霖就派遣专使持一封张作霖的亲笔信和一份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
在函件中，张作霖特意对孔祥熙吹捧了一番，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自己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张作霖效力不划算，何况现在身为阎锡山的参议又怎能弃近求远呢。他以为，还是张大帅的条件不够“优厚”。
孔祥熙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请其转告他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接着就向这位专使大肆吹嘘了“铭贤”学校的所谓培养“英才”取得的伟大成就。
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在信使回到东北以后，向张作霖作了汇报并说明了孔祥熙的情况，张作霖听后闷闷不乐，但嘴上又不好说什么。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孔祥熙的真实思想，对孔祥熙作进一步的拉拢，张作霖又亲自致电孔祥熙，请他赴奉天会晤。
孔祥熙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想和张作霖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今后的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础。于是1917年春天，孔祥熙带上准备好的高级礼品，亲赴沈阳会晤张作霖。
孔样熙被张作霖视为上宾热情接待。当听罢孔祥熙不能离开“铭贤”的理由后，张作霖非常失望并仍劝孔祥熙三思。
张作霖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弟啊，白山黑水，任君驰骋。”
孔祥熙答道：“谢谢！只是这次行前匆匆，铭贤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长人选，当即北来效力。”
话已至此，张作霖也不好再作强留。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的密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府任“参议”，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况，并一再地向张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诚之心。
当时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张作霖还在孔氏临回太原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对此孔祥熙自然客套一番之后，照单全收完事。孔祥熙此行返回山西之后，自是同张作霖函电不断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依然是一晚上的闲聊，徐彦卓依然是不动声色，孔祥熙与宋蔼龄依然是一头雾水。
……
第三次赴宴，孔祥熙见到了吴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