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4日，蒋志清刚渡完蜜月便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
1月9日，蒋志清正式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拥有实权的职务。下野之时，蒋志清任职仅限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至复出，则不仅官复原职，并更上层楼，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一职，并将政权亦一并掌握在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上位后的蒋志清痛定思痛，总结了此次下野的教训：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制敌机先。
于是，蒋志清决定建立情报组织，充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他建立的第一个特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1928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蒋志清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中央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
在建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外，蒋志清同时决定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
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长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其工作都直接向蒋志清个人负责。并由原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主持其事。这些专职情报特务中，除了蔡劲军、胡靖安等老牌特务外，又增加了不少新人。其中便有戴笠。戴笠在蒋志清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颇有成效，加之胡靖安力荐，蒋志清破格提升戴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
蒋志清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后，提出要重新整顿和建设国民革命军的口号，目的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驾驭派系林立的新军阀。当务之急。蒋认为是要整顿好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军重整完毕，即提出“二次北代”的口号，消灭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集团。1928月31日。蒋志清将第一集团军改编为四个军团，分别部署在向北进攻的位置上。
4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4月10日。一、二、三集团军同时下达攻击令。总攻开始。
早在2月份，戴笠即受到蒋志清的秘密召见，要他先期出发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的动态和奉张集团的部署情况，以供决策。
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报告。当蒋志清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郑太铁路分途进攻的战斗部署下达后。戴笠再次奉命赶在东路北伐军前面先期北上，潜入敌境。打探敌情。
行前，蒋志清亲书：“艰苦卓绝”四字赠戴笠，以示勉励，戴如获至宝。
戴笠自山东潜入敌境后，自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各奉张军阀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戴笠原以为此行凶险难测，命运殊难逆料。岂知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中的各级将领大都是老粗，文盲多，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讲江湖义气等，利用老阀这些弱点，戴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戴由此受到蒋的器重。
戴笠最大的苦恼，是由于地位不高，人微言轻，辛辛苦苦搜集到情报，却不能及时送到蒋志清手中。以戴笠一个上尉联络参谋或少校副官的身份，不用说难以见到蒋志清的面，就是蒋志清的官邸或办公室也往往进不去。蒋志清身边数十名侍从参谋或副官，大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军职也比戴高得多，每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打流人员，颇有些不屑一顾的神态。
不但是黄埔老大哥轻视戴笠，就是蒋志清身边的佣仆之流，如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也常给戴笠白眼。为了打开通往蒋志清身边的大门，戴笠不得不低声下气去巴结他们。经常用一些小恩小惠去进行贿赂收买，从警卫、勤务兵、司机，直到门房、厨师、娘姨等，戴笠一见面无不点头哈腰，极力奉承，送上一点小礼品。有时他们起哄，大敲戴笠的竹杠，戴笠常常被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口袋里连吃晚饭的铜子也不剩。
这样，戴笠但凡有了情报，就从官邸后门送到厨房，交到厨师或勤务兵手中，由他们放到蒋志清的办公桌上。
在蒋志清身边的侍从人员中，戴笠巴结最力的要数毛庆祥。毛庆祥在蒋志清身边任机要秘书，凡军政大员的任命、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志清与多方联络通信，各方面递送的情报资料或情况反映等，都要经过毛庆祥之手。戴笠深知毛庆祥的地位非同一般，于是就拚命在毛庆祥身上下功夫。但凡毛庆祥有所暗示，戴笠无不尽力去办。开始毛庆祥对戴笠的情报也懒得转呈，后来见戴笠对自己十分谦卑讨好，做事极勤奋，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毛庆祥有所感动。加之戴的情报确有价值，也就肯代为转呈。有时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随呈。
因而戴的情报放在蒋的办公桌上总是十分及时，往往要比别人的快半拍或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