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土肥原听到这件事情，对石原别有深意道：“若此事稍加利用，必然会对帝国有利。”
土肥原没想到自己一句无心之言，竟然被石原一直记到了现在。
“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土肥原问道。
石原兴奋地讲述了事情升级的过程。
原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得知此事后，派两名外事人员和两名日警也于同日赶至万宝山探询朝侨与中国地方官府交涉情况。在此期间，他们又对朝侨进行胁迫，朝侨只好继续挖掘水沟。
6月3日，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致函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就日方支持朝侨挖沟提出抗议，要求依法严办“其教唆主要各人犯”，同时逮捕郝永德。
但田代反于当日派便衣日警数人携枪去马家哨口，以保护为名，督促朝侨继续挖沟。同日，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绮与保卫队长率警察再至马家哨口挖沟处，于是形成中日军事对峙之势。
6月12日，日警又率105名朝侨返回工地，并带有机枪掩护，14日继续挖沟筑坝，并且限令7月5日前竣工。在日警的监视下，6月25日开始筑坝，30日水沟基本竣工。
这期间，长春市政筹备处多次致函长春日本领事进行抗议，要求停止挖沟、赔偿损失、撤警。但日方却不予理会。
面对长春县、市两级政府的软弱无能，交涉无力。忍无可忍的中国农民遂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抗争。
6月24日夜间，受害的农户曾偷偷平沟18丈，但翌日旋被朝侨掘开。
6月30日。长春县二、三区受害农民500余人，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唆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会议决定除催请官府进行强力交涉外，进行填沟平坝，要坚决进行斗争，纵有官府制止也不听从，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
7月1日。上午10时，中国受害农民300余人，手执锹镐进行平沟。这时，闻讯赶来的长春县公安局第二分局长田锡毅带同7名警察制止中国农民平沟。结果，被愤怒的农民殴打。
7月2日，日本附属地警察署主任中川义治。带60余名日本武装警察到马家哨口。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日本警察开枪38发，震慑中民。
7月3日，日本武装警察和日本守备队增加到500右，配备2挺机枪和2门大炮，这些人到现场后，挖掘工事，架设机枪、大炮。砍伐树木，埋设地雷。扣留渔船，设路卡禁止中国人在马家哨口一带通行，一片恐怖气氛。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7月3日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将捏造的消息文稿，交给朝鲜“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的长春支局局长、特派员金利三。金利三以急电，特急电告朝鲜汉城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朝鲜日报》为了抢新闻，于当日晚首次发行号外登载日领馆捏造的上述消息，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挑拨性标题。诸如中国八百农民与二百朝侨发生冲突，朝侨受伤累累，中日警察已交战一小时，驻长日军已经出动，中国当局将于8月1日一律驱逐朝侨出境，中国出动六百骑兵，朝侨处境危急朝不保夕等。
由于朝鲜各地日文、朝文报纸大量刊载这些捏造的消息，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鲜人在别有用心的暴徒亲日分子的煽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掀起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华侨被杀142人打伤546人，失踪91人，财产损失无数。
在日本军警保护下，掘沟、筑坝工程于7月5日完成。日本军警在河岸高处悬挂日本国旗，又将日本旗转移到家窝堡北山最高处挂一天。7月15日，日本军警举行机射击表演，强迫中国农民观望，结束后他们喊叫，你们再闹就用这些枪将你们通通打死。
土肥原听罢，点头道：“排华活动可以挑拨中朝关系，让中国官民仇恨东北朝侨，同时可以扩大万宝山事件，以便帝国以保护韩人为由出兵东北。不过……”
“不过什么？”石原急问道。
“不过，这个理由还不充分，我这里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土肥原狞笑道。
“哦？土肥原君，赶紧说来听听！”一直在一旁没有说话的坂垣很感兴趣道。
土肥原将中村震太郎失踪一事告诉了二人，最后土肥原断定道：“我估计中村肯定是出事了，十有**是被中国人发现了。若是我们以此为借口，岂不更好？”
“可若不是中国人干的，那又如何？”石原问道。
“是不是中国人干嘛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帝国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就算不是中国人干的，我也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栽在中国人身上的。”
石原点头道：“这样最好了，不过得先禀告天皇陛下，让陛下有个准备。”
“这是当然了，我们都是为陛下效劳的，怎会不先告知陛下呢？”
……
土肥原等人之所以处心积虑想要找到借口，就是为了发动满州事变。
其实，事变的准备，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当年11月，永田铁山以陆军省军事课长的身份视察关东军，并专门与坂垣谈了很长时间。坂垣说出了准备诉诸武力的想法。永田表面上没有做任何答复，但却答应从日本调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重炮给关东军。
坂垣等人心中都清楚，永田铁山是代表天皇前来视察的，他既然如此做，那背后的意思就是再明白也不过了。
1931年4月，关东军的部队在悄悄调换，新来的日本第二师团的基本上是由来自日本北海道的士兵组成，以适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