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能比我大清英明吗？未必。有哪些老古董把持着天朝的思想，对于奇技淫巧是骨子里的蔑视与防范。这次唐志也只是钻了一个空子，成立了一个皇家公司，这个公司说白了相当于大清的广州十三行，这是为皇家赚私房钱的。我大明是个什么角色大家都看清了，连一个火炮都没大清玩得好，更别说其他了。当然，那些哈明者不会这样认为。也就是说，如果战争发生在我大明，事情很更糟糕，我大清只不过是赶上了西方列强扩张到这个古老的大陆而已，为几千年的儒家遗毒背负骂名。这也是为什么五四的时候那些愤怒的学生把孔家店砸了个稀巴烂。
其实说起来也不能责怪儒家的先圣，当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缓慢，几乎就是停滞，谁会想到两千年之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让人目不暇接，反应迟钝。
老子和释迦佛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看到科学技术对于人类道德的沦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教给人们的是解脱之道，最求最终的解脱，你只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现在怎么样无关紧要，所以信徒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科学漠不关心，除非是行菩萨道的人。释迦佛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佛观一滴水，十万八千虫。”他还说人的身体里都是虫子。但是他为什么不把科学讲出来呢？因为这些对于解脱之道没有关系。
唐志不指望大唐的君臣表现更好，所以即使拿出火枪来，如果思想和体制上没有改变，他们的子孙也会像明清一样把火枪火炮玩废了。明朝时期就有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到大明，结果怎么样呢？
戚继光曾经记载道，官府发来的火器质量低劣，有的枪管的尺寸常与弹丸不合，导致士兵在临战之时无法将弹丸装进枪管；有的发动装置有问题，往往怎么点火都点不着；还有的发射不稳定，忽高忽低，稍微沾点水就失灵，真正能保证准确度的，60杆中不过20杆，而这20杆中还能保证威力的不过十数杆，也就是说大明每批火器的合格率，大概只在15左右，如此多的残次品，在战斗中无法发挥作用，甚至被反杀，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火器专家赵士桢在文中认为，中国并不是造不出优良的火器，而是由于愚蠢落后的制度，导致工匠不愿将上等的火器交给政府，由此出现了一等品外销、二等品内部交流、三等品上交政府的窘境。
由于明代工匠上交火器只相当于抵消赋税的一种方式，政府并没有按市场价予以购置，因此导致工匠们总是将最差的残次品交给政府，最好的放在海外市场上卖，明朝政府既想得到优良的火器，又想不付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再加上大小官员的层层盘剥，最后落到官兵手里的火器质量能不堪忧吗！
唐朝也有这个趋势，很多俘虏都被送入工坊作奴隶，因为工坊的劳动强度很高，这样把工匠和奴隶混在一起，视为一个阶层。到了唐明皇的时候，把诗词的创作能力加入科举，让读书人都去研究本来是把玩怡情的诗词了，最终导致后世科举一群自以为是的猥琐的文人骚客把持朝政，蔑视军人和工匠。
唐志现在要做的就是转变这种观念，至少留下一个思想的火种，当然他自己不会冲在前面，这帮学生就是他的希望。唐志希望他们慢慢建立起国家民族意识、商品经济意识、科技强国意识和民主平等的观念，这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任务。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外族入侵，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到唤醒民众，也是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
唐志讲《国富论》的时候，尉迟循俨、程伯信这帮人在课堂上打瞌睡，只有长孙泽和李思顺听得津津有味，原来会计班的人基本上没有障碍，都能听进去，说明人的先天带来的东西还是有差距的。巧云本来是管账的，学起来也是磕磕蹭蹭，价格、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货币……这一连串的从未接触过的抽象的概念都要把人绕晕。
说起来也是，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为了国家制定大政方针而服务的，除非你为政一方，否则这些基本上没多大用处，证据就是后世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发财的，而震旦的经济奇迹，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听那些经济学家的。
在过去十几年里，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经济危机，世界上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可是在危机爆发之前竟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测到这些危机，事后他们却说得头头是道，把危机的原因结果分析得清清楚楚，都是事后诸葛亮。
经济学其实是用数学堆砌、伪装成的科学，预测从来不是经济学擅长做的，这是它和物理学最大的不同。这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如果你的所有行为都能被一个模型预测到，也就是说经济学能预测你八识心田的原始冲动，这可能吗？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以钞票、股票、期货、国债等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资本市场，这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震旦改革开放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很重要一点就是国家稳健的货币政策，而米国、鹰国的中央银行都是私人把控，都是为私人谋福利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经济学和西方其他科学一样都是研究人们行为的表象，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他们看不到也不相信。当然，也不能说西方经济学一无是处，对于人们经济行为的考察，货币、信贷、税收等一些金融工具对于宏观调控还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