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不得不承认，漕运改海运的这个开场局面是他没有料到的。
按照朱翊钧原来的计划，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只要他这个皇帝暗中一呼吁，海商、浙商、晋商、徽商、官僚、宗亲、勋戚便会纷纷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地投奔开海远航的美好未来。
然而现实是胞弟潞王爱搭不理，唯恐因此得罪宗亲，惹祸上身；勋戚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毫无藉此争利之心；众商态度消极，避之不及，竟无一人跃跃欲试，与朝廷合作投资。
这种情况实在是出乎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
他原先觉得晚明开海的实际难点在于海贸大开发之后的利益分配不均，没想到现实是压根儿就没人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人相信朝廷会与他们分利。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这时便领会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果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差距，就像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和溥仪逊位前的满清之间的距离那么大。
朱翊钧这时就有一点能理解历史上的那些真皇帝了。
开海的麻烦是这样得多，禁海的坏处又是那样得少，且这些麻烦和坏处都是皇帝能用一道谕旨就轻易避免的，在这种情形下，又有哪一个皇帝能单纯为了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去尽力打开国门呢？
好在朱翊钧他本人并不是皇帝，他非但不是皇帝，还是一个历史经验相当丰富的普通人，因此他并不像历史上的真皇帝那样怕麻烦。
只是平心而论，朱翊钧对如今众人的这般并不反感，本来一项改革就是在各个阶层的利弊权衡之下逐渐完成的。
他朱翊钧是穿越者可以做到背叛阶级，但他不能指望大明的所有阶层都一反常态地背叛自己的利益，否则他这个穿越者就太没有“拯救苍生”的道理了。
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民间商人对官办营生的发展前景一向都不太看好。
当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通过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沿海和内河庞大的水运利权，本土传统航运难以匹敌，迅速溃败。
慈禧太后担心清国航运业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以致漕粮运输受制于人，因此李鸿章便向慈禧谏言，成立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与洋商分利。
依照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晚清当时所面临的危局比朱翊钧所在的万历朝绝对要紧迫得多。
但是由于清廷决定将轮运办成一桩官办事业，即只允许民间资本入股，适当分取红利，经营权与人事权全在官方，导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之后，商人们的反应十分冷淡。
哪怕李鸿章自掏腰包，带头拿出五万两家财入股，响应者依旧寥寥无几，最后李鸿章只好请各省督抚襄助，又从各省财政中筹到一百多万两银子，这才勉强让轮船招商局开了张。
结果正是由于官僚化管理，导致轮船招商局运费高、服务差，内部贪污、人浮于事层出不穷，实际根本无法与当时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商业公司竞争，开张不过半年就亏了三十多万两。
因此朱翊钧一点儿都不怪晚明海商退避三舍，只是他自己一开始将晚明的情况估计得太过乐观，觉得明朝商人的处境总比清朝的好上一些，然而现实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晚明不像晚清有西方公司在中国公司占尽优势，但是如果一桩官办的生意，教商人们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那商人们又哪里肯承担这“亏了本却找不到人理论”的风险呢？
所以要想让商人们心甘情愿地出钱，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把控私商的同时，去掉生意中的那一个“官”字。
于是朱翊钧吸取教训，一见申时行先不提海运之事，反却道，
“先生每知，顷年鞑虏猖獗于北，番戎蠢动于西，缅夷侵扰于南，未经大创，以致岛夷生心。”
文华殿的烛火一律通明，杨梅酸涩的滋味依旧萦绕齿间，红唇一张再一合，上辈子读过的历史文献便成了这一时空的范礼安佐证，
“朕近得西人传教士之言，倭人关白秀吉已吞日本国六十余州，并有‘号令唐国’之张狂之语，日本国坊间竟亦有闻知关白秀吉将入高丽、南蛮、印度之宏大之企图，可见其志绝不在日本一国中也。”
申时行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而得体，仿佛全不怀疑皇帝单独宣他一人召对的目的，
“是，臣即着兵部申饬沿海各省守备堤防。”
朱翊钧微微摇了下头，道，
“倭人为中国之患已久矣，朕潜心想来，顾今之倭人关白非昔日之倭寇，则今之海备亦不当仅同于昔日之海备。”
“先年倭患多在东南，如永乐有望海埚之役，正统有桃渚、大嵩之犯，嘉靖有浙直闽广之扰。”
“彼其所欲，不过子女玉帛，其人不过鼠窃狗偷，我大明第以一二严邑委之，然后邀其捆载，击其堕归，则往往得志。”
“然今倭人关白欲以与朝鲜往来，其舍东南不犯，直趋西北，斡旋国交，正所谓舍肢体而攻腹心，此其心则足可畏也。”
朱翊钧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见申时行嘿然不语，便自己接下去说道，
“南北灾伤，国库空虚，这些朕都知道，可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不可省。”
“船政之议，当为国家筹远久之计，朕殊以为，欲守备则必先造船，欲造船则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