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邓名在一些军官的护卫下站在旗舰上眺望远征军的舰队。停泊在巴布延海峡北方的明军舰队静静地等待着，数百艘帆船都落下了风帆，在泊地上空形成了桅杆之林。
“老王在时，想的就是从对岸登陆，然后水路并进直捣马城城下。”说话的是延平郡王派来的使者冯锡范。康熙三年，清廷以不剃头、不朝见、不进贡的条件试图与郑经议和，并暗示可以在郑家内讧中站在郑经一边，但却遭到了郑经的严词拒绝。二十出头的延平郡王二代，当时和邓名、张煌言的关系极差，更因为对日本的贸易，以及张煌言收留郑袭、郑瓒绪等原因，到了近乎开战的地步，但郑经仍表示他绝不会考虑向清廷投降——郑成功选择为民族奋战到底，这同样是郑经的骄傲，他甚至明确对清廷表示，就算邓名和张煌言选择与清廷议和，他也不会同意。
只是郑经虽然有志气，但在处理和盟友的关系时依然固我，从康熙三年、永历十九年开始，在刘国轩这个主战派的支持下，多次和舟山的郑成功旧部以及浙东军发生摩擦。不过邓名对郑经表现出忍让态度，在不激怒川西院会的范围内，尽可能给台湾补偿。现在已经是康熙十年，永历二十六年，郑经年近三十，他的火爆脾气看上去有所收敛，而且川西长期奉行的忍让态度也得到了延平郡王府内部一些人的体谅，比如这次，郑经指派陪同邓名远征的冯锡范，就是一个对川西明军的主和派。
据邓名所知，在台湾处理政务的陈永华，也是冯锡范的盟友。川西一直在海贸上与台湾分享利润，对延平郡王府的内政帮助很大，因此陈永华一直争群和东宁和成都的关系，避免双方爆发冲突，导致台湾骤然失去主要的财政支柱。而冯锡范也赞同和成都保持良好关系，主要的原因竟然因为他是火器派。在邓名前世，冯锡范就力主应该仿制西洋战舰，甚至建议郑经聘请英国教官训练台军，全面换装火器；而刘国轩要保守得多，对福船和传统的解舷、纵火战术非常痴迷，屡次反驳冯锡范的倡议，说冯锡范根本不懂得战争。
刘国轩这种意见不仅是台军的主流意见，也是浙东郑军的普遍看法。郑成功用这种战术屡挫强敌，所以大家都认为郑军并没有大的改革必要。冯锡范的改革意见也没有得到郑经的赞同，当看到邓名不用人劝就在改装西洋商船，并大力发展火器部队后，冯锡范就变成了台湾的四川派，一谈到军事就言必称川西，用来弥补他没有领兵作战过的短板。
“延平郡王的计划就是水路配合，一路打过去吗？”邓名知道郑成功曾经有个计划，想要把菲律宾纳入大明的版图，但对具体的计划并不清楚。听冯锡范说起老王，就好奇地问道：“虽说水师得到陆军配合可以安全得多，有了水师，陆军行军也不会太辛苦，不过从这里到马城还是太远了吧？”
邓名的主要疑问就是，如果遭到西班牙海军的不断骚扰怎么办？西班牙舰队甚至可以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始终保持对明军的压力，而明军只要不小心露出破绽就可能导致灾难。
“如果是老王统军，定能叫西夷有来无回。”冯锡范脸上露出一丝骄傲之色。郑成功身经百战，陆战、海战双全，就算敌方在舰船或是火器上有优势，但总会被郑成功设法引诱到他能发挥长处的战场上击败之。在郑成功去世后，冯锡范根本就不同意继续觊觎菲律宾，也反对继续封锁海峡；在邓名前世，明郑落幕前夕，冯锡范也反对去菲律宾做孤注一掷的冒险，因为他认为，若没有郑成功这样的统帅，明郑集团无法靠着福船和重装步兵击败西洋的远洋战舰和火枪部队。
在那一闪即逝的傲色过后，冯锡范脸上又露出遗憾的表情：“所以卑职一直向王上建议，要像丞相一样造西洋战舰，操练火枪兵。当初以老王神武之姿，对付泰西虽然不是大问题，但老王的对手本来也不是泰西的名将——换言之，因为装备的不同，老王这样的盖世英雄对付几个无名之辈都要花费力气，那就足以说明西洋大舰和火枪的厉害了，所以我们非改不可啊。”
因为步枪展示出了巨大的威力，现在台军中也认可火器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在缓慢地开始改革；但郑军对福船的痴迷依旧，因为清军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水师，所以很难证明邓名购买的这些西洋战舰的价值，而郑成功时代，这些西洋战舰也不是郑成功的对手。
邓名忍不住侧头看了冯锡范一眼，他知道很多反对军事改革的人不仅受到固有经验的限制，也有朴素的民族情感夹杂在其中。比如步枪在川军中的推广就比缅甸火铳要顺利，只要价格合适，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步枪在川军看来是汉人自己的发明，至少是改良的火器，而缅甸火铳则是蛮夷的东西，如果说火铳能取代所有的传统武器，岂不是抬高蛮夷贬低自己祖先？而海军之所以好办，也是因为川军缺少海军传统，加上邓名具有权威，可以轻松拍板。但是在浙东的郑军中，直到现在，仍在苦思如何改良传统的福船让它能更快更大，或是整天讨论如何把郑成功的战术发扬光大，以达到用小吨位的福船击败西洋巨舰的目的。
“没想到冯锡范居然还是个改革派。”邓名在心里暗暗想着。和他这种通晓外星科技的人不同，冯锡范能够有改革的见识相当不错，尤其是他还能从郑成功的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