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亮了。
孙涛带领高健、曾雪飞等人开始慰问员工，在岗的员工会得到1000块钱的红包。
有些并不值班的人，譬如行政后勤的那些工人、勤杂人员，很多人会找一个借口来加班。
为了这1000块钱红包，大雪天的也是拼了，有些人是徒步来的。
孙涛后面跟着一群扛红包的人，这么个大医院，上班的人这么多，发红包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过，也有方法。
来到一个部门，就问声你们有多少上班的。10个。就是10个红包。回头再由财务科的人送过表格来签字。
基本上不会出现冒领的，也不会出现虚报的，再说，安泰医院对这笔钱看得并不重，错个万儿八千的也无所谓，反正一点，职工得了就行了。
再说，想得到这个红包的人，一般都是那群干苦力的，属于安泰医院底层的那群人，孙涛有意也会暗示他们，尽可能找个理由来加班，就说扫雪也行，开门红，讲究的就是喜庆、高兴、皆大欢喜。
刘牧樵在手术室里做一台高规格、也是高难度的手术，手术室门外都放了暗哨。
在病房的隔壁是办公室——患者住的是“总桶套间”，有足够多的房子提供做办公用。
7个核心人物中的6位，他们都待在这里，情绪一直比较紧张，办公室主任并没有高兴的表情，他一直处在焦虑之中。
不焦虑是假的，所有人都焦虑。
3个小时前，出乎他的意料，安泰医院竟然违反常规，主动承担了手术风险，这真的令他吃惊不小。
这是全所未有的，医院承担风险，第一次听到。
办公室主任内心是很复杂的，这是他的胜利，还是失败呢？
根本就说不清楚。
表面上，当然是他胜利了，让医院承担责任，而实际上，他自己也清楚，杜尔总桶好了之后会记恨他。
当然有一种情况，他就成了胜利者——手术失败。
作为杜尔总桶办公室主任，他不会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期盼手术失败，这是显而易见的态度。
他焦虑，和大家一起焦虑。
手术室里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手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在里面看手术的卫生官员每隔一个小时要向外面通报一下情况。
他已经通报了两次了。
不容乐观。
办公室主任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把话咽进肚子里去了。
在场的，有3个是家属，女儿、侄子、妻弟；3个是官员，办公室主任，选举委员会主任，对外联络官。
其中最有权势的当然是办公室主任，他是内当家，所作所为代表了杜尔总桶本人。
办公室主任对家属很不满意，“我说了，这里并不是最好的医院。”
终于他还是说话了。
“怎么不是？你说，还有谁更好？”侄儿才敢回驳，他跟杜尔总桶本人关系很密切，也是杜尔总桶培养的对象。
他们家族，侄儿是最有政治悟性的人。
侄儿现在在内阁边缘，但并不是边缘人物，他实际权力还比某些内阁成员要大。
办公室主任和侄儿经常有冲突。
今天也是一样的。
杜尔总桶侄儿是坚决要求来安泰医院治疗的，而办公室主任反对，他倾向于去霍普金斯，或者哈佛，或者耶鲁，最差也要去协和。
怎么来安泰医院呢？
他反对。
最后，杜尔总桶本人的态度起作用了，他要求来安泰医院。
他闷闷不乐。
因为这就是一个信号，他的信任度在下降。
侄儿选择安泰医院，其理由就是他查了很多资料，安泰医院最近做了7个脊髓血管瘤了。
虽然这些血管瘤患者的血管瘤都没有破裂，但其他医院根本就不敢做。
万雷董事长是第一个成功的，接下来成功了6例，其中3例是刘牧樵主刀，3例是jon主刀。
也就是说，安泰医院这种顶级的医生并不止一个。
侄儿还咨询了很多人，包括本国的卫生官员。
最后，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安泰医院。
但是，办公室主任一直反对，他的理由很简单，安泰医院名气大是营销做得好，人家霍普金斯医院等，都是老牌医院，他们怎么可能比安泰医院差劲呢？
这就是硬道理，大医院才真正有实力。
他的意见真的还不好反驳，都不是绝对的内行。外行看门道。
办公室主任和侄儿都是外行，外行和外行讲，你说安泰医院好，我说霍普金斯医院好，谁做裁判？
裁判是杜尔总桶本人。
过去，办公室主任和侄儿有争论时，办公室主任是胜多负少。而这一次，关系到他的身体的大事面前，侄儿赢了。
办公室主任心里很不爽。
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信赖自己的侄儿。
本来，这并不算什么，要是普通人家，太正常不过了。但是，在政坛上就不同啦，这是一种风向标，一种严重的信号。
办公室主任不得不重新评估，怎么才能挽回颓势。
现在手术室里接二连三出现险情，所有的人都悬着一颗心。
办公室去了几趟厕所。
有的人，一旦紧张，就会不停地上厕所，这是一种生理现象，没办法控制。
办公室主任也有这个毛病，紧张的时候，他一个小时可以上十次以上的厕所。
侄儿厌恶地瞧着这熊样。
杜尔总桶的女儿当然更紧张，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