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内要饭得人成群结队，城中居民也揭不开锅了。百姓苦难惨不忍睹，官府腐朽依旧，民不聊生，以及怨声载道，民间沸腾。
值此之际，苛捐杂税依旧泛滥，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
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廷要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合称“三饷”。
“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终明朝亡国也未曾革除。
明廷如此作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杀鸡取卵。
更为可恶的是，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非仅仅加派了“三饷”而已，如此方便的名目，各级贪官污吏可不会放过这个搭便车搜刮的大好机会。
时人有记载：“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中央，自己享用。当时山东有些地方，百姓的负担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
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筹集银钱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做法并不能左右权势之家，文官富户不纳税者犹多，于是担子全加到了底层百姓身上，且年复一年的重，无疑是将百姓往死里逼，于是活不下去的百姓只能复朱重八旧例，起义之火四起。
但在朝廷看来，流寇越多，来年需要的平乱银钱就越多，只能再度加派，从其它地方再度榨取银钱，于是陷入死循环，中原起义之事愈演愈烈，由是时人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终崇祯一朝，碌碌之人不知凡几，国家有事，习惯性的将担子甩到小民头上，谁叫小民无权，最好欺负呢！
而崇祯至死，都没敢将枪口转向士绅富户，全国上下的士绅们，趴在帝国已经腐朽的尸体上，准备吸干最后一滴血，越是末年、乱年，他们的狂欢愈盛。
时值中原大地，起义军四起，各路起义军中，无疑是张献忠和李自成影响力最大。
明廷采纳杨嗣昌“四正六隅”之方略，全力对付农民军，但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等起义军为在陕西商洛地区养兵蓄锐数年的李自成提供了机会。
在张献忠率农民军转战四川，把绝大部分明军主力钳制在四川、湖广地区后。李自成此时乘中原明军兵力空虚之机，率部沿洛河而下，由郧阳（今湖北郧县）迂回进入河南，
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李自成一举攻下宜阳县城。活捉并杀死知县唐启奏和百余官吏及富户。三天后，又攻克永宁县（今洛宁县）。将伊王后代万安王及家人，知县武大烈等三百余口官吏和地主富户活捉并杀死示众。后迅速挥师攻克洛阳周边各县，再度直逼古城洛阳。
飞报传到河南府邸洛阳城，福王朱常洵，前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河南巡抚李风仙，河南总兵王绍禹等人紧急协商，立即上奏朝廷，请求火速支援河南。因兵部尚书杨嗣昌正率大部明军在湖广，四川等地围剿张献忠等部，暂无兵力支援河南。旨令河南参政王胤昌、河南总兵王绍禹加强守备，等待援军。
福王和吕维祺下令，全城动员，全民皆兵，不分男女，参加保卫洛阳战事，以崇祯八年抗击李自成攻洛未遂为战例，准备迎战。
而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农民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行，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
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农民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私通农民军。
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农民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农民军获得全胜。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农民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
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农民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
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的“十面网”。
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时又传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杨嗣昌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至死。左良玉则是被削职，带罪领兵。
但不管中原之地如何纷乱，这些与元老院这边不相干系，虽说一星期前新港刚被萨摩藩袭击过，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新年伊始，西海岸南北各地正需全力为春耕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