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广东与福建都应是甘薯在我国的最早登陆地，并以此为根基逐渐由东南沿海一线向内地传播，除东南沿海一路外，甘薯传播路径还由緬甸、云南一线形成西南陆路，通过这条路径传入甘薯也应该在万历年间。
后世甘薯与玉米并行，逐渐取代传统粮食作物的原因，仍是甘薯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地之不宜耕稼者唯种甘薯”，田间管理也比较简单，按时播种、收获”，就能“供一岁之需”。老幼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茎叶还能充作鸡犬之食。
由于这样的原因甘薯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播，但由于古代的地理交通条件，又没有朝廷的重视和大规模推广以及后续培养合适的种子，加上关外鞑子打秋风，天灾**小冰期，以及日益紧张的土地兼并下，老朱家终于是将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明朝万历时期，天降猛男张居正，看清了此时正在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在他在担任首辅后便欲革除弊政，瞄上了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的“一条鞭法”。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溢额脱漏，并限三年完成。结果国家掌握的纳税田亩数达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征税田额增三百万顷。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一条鞭法的实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给处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线曙光。
但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一条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与秦国商君人亡政未熄的结果不同，万历皇帝朱翊钧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革新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面，张居正和神宗天然对立。
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下令抄其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险遭鞭尸，连家人都未幸免。同时下诏书大骂已经去世的张居正是“谋国不忠”的“大奸”“恶贼”！
人亡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喊冤。
直到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二年(1622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复官而不复政，朱明之亡，时也？命也？
非也！老朱家自己作死，怪不了旁人。
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加派“辽饷”，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征，即每亩征银九厘，超过农田正常亩产的一半，每年强征银五百二十万两。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明朝宣布“辽饷”亩再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明朝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明朝加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三大军饷每年向农民强征白银多达两千万两，超过正常赋税数倍，天下农民倾家荡产，饥寒交迫。
自万历之后，明朝败相已显，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最终星火燎原。
赋税日益加重，天灾**不断，乡绅豪吏不断盘剥压榨却变着法子的不用交税，没看错，权势之家们是真的不用交税。
洪武朝之后，官员们优免税赋的口子就越来越大，从京官到地方官再到但凡有点功名的读书人，年代越往后，政策越宽。
例如正德年间，一品官员优免额度为四百亩地，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则达到了一万亩。理论上来说，正德时的一品官员四百亩地额度并不多，但是架不住人类在钻空子这方面“智慧无穷”，最终限额基本上就是个摆设，更何况此时已是明朝末年。
此时的小冰河气候不只是流于纸上，极端恶劣的天气频繁出现，甚至江南地区，乃至广州、福建都开始下雪，尤其是北方地区，往往农民颗粒无收。这种情况下的农民一旦某一年没有收入，只能选择卖儿鬻女。
在此期间，豪富之家只需寻得靠山将家中土地挂靠了事，独独小民承担重税，养九州亿万之重。
而这样的小冰河，气候并不仅仅一两年，乃是一直持续到明末这几十年间未曾消退，被这样极端天气反复蹂躏的普通农民，纷纷走向破产。活不下去的农民，或饿死或揭竿而起，于是大明王朝内地，流民遍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末日景象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在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下，土地兼并也在明末达到了有明一朝的最顶峰。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走上餐桌，拿起刀叉对准小民，目标直指他们最值钱的东西——土地。结果不言而喻，大多数的农民相继丢失土地，或被迫、或主动的成为佃户。
顾炎武便在《日知录》卷十《苏淞二府田赋之重》说：“吴中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