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光绪十四年（1888），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任工部右侍郎；十五年（1889），正式调任工部右侍郎；十九年（1893），升任兵部右侍郎；二十一年（1895），转为左侍郎；二十二年（1896），以兵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二十三年（1897），调任吏部右侍郎，旋即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九年之间，历任工、兵、刑、吏四部侍郎，最终只不过是从之前的左副都御史升了一级，成为左都御史，连尚书的边儿都没摸着！
“大人此次荣升，可谓春风得意。不过到京城之后，希望能低调做人，认真结交诸位上官和同僚，争取早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孙元起见杨度又有端杯敬酒的趋势，连忙反客为主，先端起酒杯：“敝人自到湖北之后，庶务多有赖于诸君。今天能有些许业绩，并蒙擢升，感激良多。谨以杯中酒水，向各位致以诚挚谢意！”
喝完之后，孙元起拿起酒壶给诸人斟满，顺便问道：“皙子，朝廷发来的谕旨里，提到新任提学使是谁了么？”
“没有。”
“那就好。如此一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处理湖北的剩余事务。”孙元起放下酒壶，“大家再辛苦一段时间，等事情结束，我们到北京之后好好乐呵乐呵。”
“去北京啊……”诸位幕僚顿时神色各异。
幕僚好比后世官场的秘书，领导每换一个职务，幕僚就跟着换一批，只有少部分忠心耿耿、志趣相投的死党才会跟着领导到处东奔西跑，乃至服务一辈子。这五个人虽然未必都是做幕僚的料子，比如林纾天天都在忙他自己的译稿、陈乾生则动辄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然而毕竟相处两三年，关系非常融洽，孙元起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着去北京的：“大家不用担心‘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到了京城，诸位薪金会比在湖北时多出五成。而且我在后海有套宅子，住上几十口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诸位幕僚相互望了望，没有说话。
“当然，如果不想去北京也请尽早说，我争取给大家在湖北谋个体面的差事。”十个指头还有长短，何况各位幕僚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俊杰呢？孙元起知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也不强求，“大家如果没想好，也不用着急回答，反正还有一段时间。”
杨度停下手中的扇子，瞪着孙元起：“百熙，当年一道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你曾允诺‘苟富贵，勿相忘’，如今还算数不？”
“自然算数，只要皙子不嫌弃！”
杨度搁下扇子，双手端起酒杯：“既然如此，以后就叨扰啦！”
“小弟欢迎还来不及呢！”孙元起没有任何推脱，杯到酒干。
现今的五位幕僚中，对孙元起帮助最大的无疑是杨度。有了他的协助，官场上勾心斗角的事情再也不用麻烦自己费脑筋。所以对于杨度的表态，孙元起持十二万分的欢迎。
坐在孙元起右手边的林纾也捻着胡子说道：“老夫翻译泰西文字，请教于百熙之处甚多，不知百熙能继续赐教否？”
林纾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古文功底极为深厚，往往口述者还没说完，他就已经写好了。但他却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不懂外语，无法选择合适的底本，决定权全在口译者的手上。因此，他曾闹过一些笑话，比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
孙元起虽然没读过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可是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么？经常提出一些富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再加上在欧美又认识那么多熟人，总能为林纾找到最可靠的底本。林纾对此也颇为感谢，在译作的前言、后记中一再提到孙元起的襄助。
孙元起再次端起酒杯：“畏庐先生说什么赐教？实在是折煞后学了。非常欢迎您一起去北京，后学还想向您请教桐城文字呢！”
刘师培也不甘示弱：“小弟愿随百熙到北京！”
章士钊沉吟片刻，也答应了。
只有陈乾生有些歉意地说道：“百熙兄，小弟自知不是当幕僚的材料，这几年又忙于自己的事情，对于衙门没有任何帮助。然而你对小弟并无一句埋怨之词，小弟实在是既羞且愧！如今百熙兄荣升左侍郎，想来幕下会有更多俊才，小弟恰好在湖北还有些俗务未料理完，就不随大家去北京了。辜负百熙兄好意，还望见谅！”
“既然仲甫有意留在湖北，那愚兄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说实话，孙元起对陈乾生的去留还真不太在意。
“如果可以的话，小弟想请百熙兄把我安排到法政学堂，哪怕当个杂役也行！”
如今湖北法政学堂主要是王宠惠和宋教仁在处理校务，可以想见，里面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息。陈乾生此去的目的，如同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就是要拉帮结派准备造反。
孙元点头：“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虽然现在已经有谕旨，毕竟还没有正式离职。即便已经离职，在法政学堂安排一个监督或教务长，冲着自己的面子，难道陈夔龙或后来的提学使还能说出什么来？
随后，又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