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心中同时一震：是啊！大丈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为什么我们要甘为人臣雌伏在此？想当年，编草鞋、贩红枣、卖猪肉的三个个体户占了四川都能建国称帝，三分天下有其一，为什么我们不行？何况我们除了四川，还有陕西、甘肃两省之地！
而且自古至今在四川称王称帝的霸主就不绝如缕，上古的蚕丛、鱼凫且不说，汉代以来就有刘邦、公孙述、刘备、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等人。
——当然，这些霸主大多比较悲催，除了刘邦能够打出四川统一天下外，其他人都是割据称王不超过两代，就被外来大军无情殄灭！
之前讨论全国形势，第四十六混成协协统蒋志清带着薛仰岳、刘明昭等将领一直在边上旁听，此时也发言道：“先生，学生觉得虬斋说得极是！现在形势好比刘玄德初定益州，天下三分之势已现。宣统皇帝如汉献帝，有名而无实。袁慰庭这个内阁总理相当于丞相曹操，兵多将广，实力最强。孙逸仙像孙权，领有江南各郡。我们则是刘皇叔，占据巴蜀形胜。
“但是，袁慰庭没有曹孟德的地盘；孙逸仙没有孙仲谋的万众一心；唯独我们，在地盘和实力上都略胜刘玄德。如果我们效法诸葛孔明旧智，东联孙逸仙，从江南、西北两路共伐袁慰庭，等剪除强敌之后再讨论天下归属，必定可以早日统一中国，实行富强民主。”
孙元起无语地看了他一眼：“志清，有空多看点有益身心的书好不好？别老捧着一本《三国演义》在那里穷琢磨！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当个营长都有些勉强，就别老想着做诸葛武侯了。”
杨度笑道：“你还别说，志清用三国来比附当前形势，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以后我们和袁慰庭、孙逸仙打交道，少不得要用上三国时那些合纵连横的法子。”
孙元起却摇摇头：“在我看来。现在形势和三国时期大不相同，原因就在于周边环境迥异！三国时期，中原虽然也会面临乌桓、匈奴、山越、南蛮等少数民族的侵袭，但都是疥癣之疾。各国君主都可以击败外族而无伤大雅。即便如此，也给后世造成了很大麻烦，晋朝统一全国没多久就发生了五胡乱华，贻祸华夏数百年。
“如今我们却面临列强环伺，尤其是俄罗斯和日本两国，一个位于高纬度的严寒地带，一个是地震频发的弹丸岛国。由于自身条件恶劣，对我大好河山垂涎已久，时刻想要蚕食鲸吞。清政府即便举全国之力，也无法抵御两国入侵，最终不得不割地赔款。如果国家再一分为三，只怕鼎足之势未成，就得被迫和列强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了。国土日渐沦陷，主权日益丧失。将来又何谈国家一统、富强民主？”
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三足鼎立的现象，但在民国的前十五年，却真实出现了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党相互对峙的局面。为了打倒对方。各自都向背后的列强伸出了双手，签下一系列借款条约，其中最臭名昭彰的自然数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二十一条》。此外，袁世凯的事迹还有四国银行团借款、善后借款等。
当然，孙中山也未能免俗。为了争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曾一口允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会承认之前清政府与任何其他国家缔结的所有条约，支付之前由清政府引入的任何外国贷款或由其招致的任何国家赔款，尊重之前由清政府批准生效的所有外国在华租界！在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他还曾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00万英镑，以上海至枫泾间铁路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300万日元。以广东铁路抵押借款等。要不是英国和袁世凯强烈反对，孙中山甚至想把满洲以2000万日元的价格租让给日本！！
或许有人会问：同样是借款，为什么袁世凯身败名裂，孙中山却能独善其身呢？
原因很简单，袁世凯是失败者，是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分子；而孙中山则是胜利者。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如斯大林所言：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孙中山无钱可借，袁世凯则是信誉良好的银行客户！
孙中山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处于无权无势的状态，尽管他时时刻刻想借钱，可没有谁愿意在他身上投资。废话！资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谁愿意做赔本买卖？袁世凯就不同了，二十三岁就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除了少数几年被迫在河南彰德休养之外，大半辈子都是手握重权。手中有权，自然就有利益可以出卖，自然资本家也就愿意出钱。
最后，孙元起总结道：“现今之计，就是尽快改变南北对峙局面，组建统一的全国政府，行使国家权力，避免外国列强干涉，防止国内宵小乘机浑水摸鱼。所以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我们不仅不能让袁慰亭死掉，而且也不能自立政府与他对抗，还得帮他登上大总统宝座！”
在民国成立前后，国内上下一片混乱，给了很多人以可乘之机。
比如1912年前后，东北官员利欲熏心，竟然以白银500万两的价格，将奉天行宫中的珍宝私售给德国。
再比如1912年初，京奉铁路山海关141号铁路桥被炸，致使火车出轨，死伤150多人。日本元老山县有朋致函前内阁总理桂太郎，请求力促内阁以此事为借口，立即增兵满洲。（这完全就是20年后九一八事件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