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子找了宝岛台湾的一个朋友，叫余光。让他寄来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视频资料。余光是杰克逊“危险之旅”台北演唱会的策划人，
为了不引起审批者的疑虑，赛特将一些不符合中国人价值观的镜头统统删掉。“一些鬼怪的、人权的镜头，迷激动晕倒的镜头，他们看了之后肯定会担心造成骚乱。”王安说。
但杰克逊跳舞时的经典动作——用右手捂住的镜头并没有删掉。在黑子看来，这可能是杰克逊大陆行流产的重要原因。余光曾对媒体回忆说，当年他将杰克逊的有关视频资料汇总寄给大陆有关方面，得到的回复是，这一动作被认为“不符合大陆习俗”。
亲历事件始末的王安并不赞同余光的说法，他说：“原因没有余光想象得这么简单，文化部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动作而拒绝杰克逊。”
文化部显然也非常谨慎，黑子他们通过文化部的朋友得知，文化部还专门请了三名国内顶尖的音乐家“评审”杰克逊的录影带。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些滑稽，那三位是中国古典音乐的大师，却由他们来决定一位西方流行天王能不能来中国？”王安苦笑着说。
8月底，离9月4日台北演唱会的日子愈加临近，一些音乐同行不断从台北传来消息，台北演唱会筹备正如火如荼，甚至已经开始卖票了。美方给中方再次打来电话，强调北京一旦决定能办，他们立即取消台北演唱会，赔偿台北的损失都没问题。
黑子和王安预感到，事情已经不可逆转了。
文化部的口头答复在杰克逊台湾演唱会结束数日后才通过电话传来——弊大于利。
简短的四个字蕴藏了无尽的智慧。
“主要不知道杰克逊来了之后，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杰克逊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在那个年代，他给一个社会带来的冲击谁也没法想象。在一个相对不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外部环境下，让一个不可控的事情发生在中国，那太可怕了。何况他们也会从别的渠道看到杰克逊在莫斯科红场上的演出资料。”王安在会议室说道。
李轩听到王安的话后也是一脸沉默，虽然1993年的时候李轩只有一岁，但他后来也了解过当时中国的环境，美国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就已经把矛头指向了另一个红色大国，中国。所以中国当时也是处处提防着美国，而迈克尔杰克逊虽然是国际巨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美国人，还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这样的理由在当时也非常能够理解。
接着，王安就继续开始讲了起来。
1993年9月23日晚——这是原本确定的杰克逊北京演唱会的第二天——另一个坏消息传来，北京首次申奥以两票之差惜败xn。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能够扭转这个局面的，就只有杰克逊演唱会。”王安说。
流产之后
杰克逊和中国失之交臂的1993年，是一个西方艺人和一个东方古国发展的分水岭。
1993年9月15日，因卷入一场xìng_sāo_rǎo男童案，杰克逊的演艺事业开始节节败退，百事可乐取消了赞助合约，而迈克尔杰克逊也被各种丑闻骚扰。
损失最惨重的是赛特，为了筹办杰克逊的北京之旅，这家公司几乎倾其所有。“那几个月，公司放下了所有业务，所有人都为这一件事忙，那时候是不计成本，所有挣来的钱都去填这个窟窿。我们去美国，他们到中国，都得花不少钱，起码有上千万人民币。到1994年底，赛特的账面上亏损80多万人民币。”王安说道，不要忘了，1994年前，赛特曾签了一大批像那英这样的顶级艺人。
此役失败后，赛特对类似的演出再也提不起兴趣。
现在回过头去看，王安说，他也认为，当时的时机其实并不成熟。“作为流行音乐行业的从业者，我们做好了准备，北京这座城市要借助他来申奥，也做好了准备，但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王安说，在一个最敏感的年代，西方最具代表性、浓缩各种先进因素的演出放在了中国面前，流行音乐的影响和破坏力远远大于书籍和媒体。“到现在我都认为，我们主管部门是很认真的。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太认真了，使得一场商业演出承载了太多的责任，使得这场演唱会成为泡影。”
李轩也是点点头，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型商业演唱会，却被策划成了一个集政治，商业，申奥以及各种用途的表演，确实有些太过繁复了。
在王安看来，是因为当时中国发展的速度没那么快。他说：“一下子接受这种形式和他个人来说，确实有点承受不起的感觉，确实我们也谈得太早。要是现在的话，这个事儿一定就能成了。”
1999年，黑子离开流行音乐行业，而王安还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打拼，那时，他就暗下决心:要接过黑子的棒，有一天，让当年的遗憾成为现实。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令他最惋惜的是，大陆行流产之后，杰克逊曾亲自跟黑子承诺，捐 500万美元在北京盖一座梦幻般的希望小学，但性侵男童案发生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到这里，王安也把故事讲完了，整个会议变成了王安的演讲了，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的津津有味。
王安这时候有些后悔的说道：“如果当时的演唱会没有那么繁琐的程序，没有那么多的职能和责任，只是简单的一个演唱会。我不敢说别的，最起码中国的流行音乐行业绝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