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有一大批。
管仲，商鞅，韩非，申不害，李斯....所有的这些历史中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曾为这个伟大的学派添砖加瓦。
法家导师的治国理念，总结起来只有4个字——富国强兵。
用尽全力，不择手段的富国强兵！
法家思想的继承者们通过管理国家总结出几条规律，传承千年后已经被东大陆的所有国家广泛应用。
1，对于管理民众，一套成熟可靠的律法...要比“仁慈”，“礼仪”，“宽容”，“博爱“等字眼可靠的多。
所有人无条件服从律法！
律法之下，士农工商，人人平等。
遇事不决，从严处置。
用屠刀与大刑震慑所有人，让寻常草民一提起法律，如同看到尸山血海，双腿就会下意识的颤抖。
如此，换来社稷安稳。
2，默认为“人性本恶”，视“儒家礼制”为糟粕。
在春秋时代，东陆诸国是堂堂正正的礼仪之邦。那会儿的东陆贵族可不是现如今这群暴发户，他们的富有并不单纯体现在手里的刀币，而是人人皆有“贵族精神”。
其杰出代表“宋襄公”，被记录在法家另一本卷宗《韩非子》中。
bc638年，宋国与楚国交战，宋国在河流“泓水”边列好阵型，楚国军队需要度过泓水前来交战。
谋士对宋襄公说，楚军人数比我们多，装备比我们精良，我们应该趁他们渡河的时候马上发起攻击，让他们首位不能相连。
如此，楚军必败。
然而宋襄公却说：“不行，这并不符合‘战争规则’！”
“君子说，不能攻击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皆白的老人，敌人处于险境，不可趁人之危，敌人陷于困境，不可落井下石，敌人没有做好准备，不可冒然突袭。”
（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现在楚军正在过河，我军如果这个时候发动进攻，不合仁义！”
“要等楚军全部渡过河流，排好阵列，我军才可进攻。”
结果，楚军全部渡河后，宋军毫不例外遭到一场碾压。
宋襄公兵败受伤，隔年因旧疾复发而亡。
这场被称为“泓水之战”的经典案例被儒家导师们大肆称赞。每当儒生们感叹“人心不古”的时候，宋襄公往往是出现在他们大脑中的第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在儒生们的眼中堪称完美的贵族，容不得丝毫玷污。
法家弟子是第一个向“礼法”宣战的人，韩非子认为被儒家导师所称赞的宋襄公具有的是“蠢猪一样的正义”。
类似的蠢事在春秋时期比比皆是。
《左转·昭公21年》中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韩国华豹之战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两军阵前，公子城与华豹一人一弓，出阵决斗。
华豹弯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偏离目标。
华豹动作敏捷，再次搭上弓箭。然而就在此时，公子城却不屑的大喊道：“不更射为鄙！”
意思是说决斗的两人应该1人射1箭，你射完我，就该轮到我射你了。
你不守规则，太卑鄙了！
华豹闻言，老老实实的放下弓箭，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
《左转》的编纂者，大儒左丘明非但没有嘲笑他的愚蠢，反而肯定了华豹作为武士的尊严。
法家学派对此嗤之以鼻。
为了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好名声而牺牲数万士兵，随后更是葬送整个国家中的所有公民，这种行为是最大的犯罪，根本不应该被视为礼仪的典范。
战场上相互交战的对方并不是在进行一场公平公正的竞技体育，而是在为身后数十万百姓谋求生存。
双方领军就是应该不择手段的获取胜利。在战场上用最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消灭敌方有有生力量，这才是值得传唱的名将。
可以想象。这在儒家导师眼中堪称是一种“大逆不道”的思想。
3，在法家导师的眼中，人民=牲畜。
儒家学派认为，君主应该“爱民”，“敬民”，让百姓发自内心的支持君主的统治。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百姓满意，君王才做的下去。
然而法家学派却完全否认这一点。
《商君书》的编纂者商鞅认为不懂得政治的人才想要“争取民心”。如果获得百姓的支持就能施政，天下的管理者应该全部都是大善人。
“政治家”这种职业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人民全部都是无知且心怀恶意的。
他们需要被政治家们鼓噪利用起来，驱赶一部分人去让他们经历苦难，经历折磨。牺牲这一代人的幸福，获得国家的长治久安。
即便取得战争的胜利后，治国的要诀依旧是“弱民”和“胜民”。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只有让民众即愚昧又贫穷，如此，人民才会失去所有的选择权。
一群大脑没有思想，没有学识，甚至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再加上身无分文....这种人民如果失去国家的支撑，根本无法独立存活。
当国家要他们参加军队时，他们只能参加军队。
国家需要他们去开垦农田，他们除了走进荒山，别无选择。
只有如此压制人民，他们才会紧密的依附在君王的周围，形成牢固的共生关系。
整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生产建设兵团。
高效，冷酷且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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