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虽然有些成王败寇的心思而看不起昭宗，但实际上，至少昭宗相比于他的父亲和哥哥，无疑要贤明的多了，而且有志于振兴祖宗基业，并能从自身做起。他曾对杨复恭说道：“朕不德，今既得你的援立登上皇位，就应该去奢从俭，以示天下。朕曾见先朝故事，尚衣局每日上御服一袭，太常每日奏新曲一首，从今以后这等奢侈靡费都可以禁止了。”
又问先朝游幸制度，杨复恭回道：“臣闻自懿宗以来，每次游幸，都要准备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人，犊车朱网画香车五百乘，诸卫士三千。”昭宗便下诏书，以后凡此类游幸，费用一律减半。
看得出来，昭宗还是有一些作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必要条件的。特别是昭宗生得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按当时的话说，就是颇具帝王龙凤之姿，所以“即位之初，朝廷内外欢欣鼓舞。”而此时，昭宗还真有个好机会或许能让他有所作为。
须知晚唐时期，皇权旁落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地方藩镇势力尾大不掉，另一个就是宦官专权由来已久，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朝廷。
而在李晔刚刚继位后的这个时候，藩镇的势力固然是越来越大，当然短期内怕是难以动摇的了。但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则已经有所减弱，如果李晔能够抓住机会，还是很有可能重掌中央大权的。
其实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乃是因为宦官集团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这一权柄，自打肃宗时期，就牢牢地被宦官集团所掌握，后来在神策军成为大唐禁军的绝对主力后，由宦官担任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就成了大唐中央政府的实际当家人，甚至可将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故史书上有“弑主立君，出于中尉，生杀予夺，决于北司”之语。
然而，在这个时候，虽然大宦官杨复恭在名义上还担任着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这个中央禁军的最高官职，但是实际上这支军队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也就是杨复恭成了光杆司令，已经没有军容可观了，这也为李晔这个大唐天子从宦官集团手中夺回兵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个机会的出现，还得感谢黄巢和田令孜。在黄巢攻入长安前夕，田令孜带着僖宗匆匆而逃，身边只带了五百神策军。当时戍守在关中各地的数万神策军，因为找不到统属，纷纷乱作一团，于是凤翔节度使郑畋也就趁机将这数万神策军招致麾下。这样一来，原来的那支由宦官掌控神策军也就不复存在了。
田令孜深知兵权的重要性，于是到了西川后，又开始重新组建神策军，招募新军五十四都，共计五万四千人，神策军之军势骤然又起。然而，到了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用这支军队跟王重荣争夺盐利，结果被王重荣和李克用的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只好裹着僖宗二次逃跑，这支新组建的神策军再度灰飞烟灭，那么理所当然的，田令孜重建中央禁军的计划到这个时候也就彻底失败了。
在这之后，僖宗命杨复恭代替了田令孜的所有职务，也就使他成为了中央禁军的领军人物。然而，杨复恭拿到手中的兵力其实十分有限，而他个人的威望又更有限，比不得杨复光，所以他自然不可能成为像田令孜一样强势的人物，于是李晔一即位，立刻就趁机在其后重组禁军时，不动声色地分了他手中的兵权。
其实说起来，李晔和杨复恭的关系也挺有意思。按唐朝惯例，诸王是不得参政的，但在僖宗逃往成都时，由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当时作为皇七弟的李晔才有参与朝政的机会，甚至“握兵中要”，虽然说在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占个位子，真正的大事小事都没有他作主的份儿，但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和杨复恭有了接触，而且似乎关系处得还非常不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僖宗病危，杨复恭才力排众议，一手将李晔扶上皇位。
当然，追根究底的话，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恨田令孜。杨复恭作为杨复光的弟弟，在田令孜得势的时候一直受其排挤，所以对他心怀怨恨。而李晔在跟着哥哥僖宗向成都逃亡之时，因走得太急，连匹马也没有，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连鞋都给跑丢了，累得口吐白沫，实在没了力气，可他刚想躺在地上喘口气，就被田令孜赶过来抽了一马鞭，催他继续赶路。李晔当时显然惹不起田令孜，只得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和血吞，但人都是记仇的，尤其是少年人，于是这口怨气就一直积在他的心中，这也让他和杨复恭找到了交好的共同点，简直成了同志加兄弟。
然而在李晔被杨复恭扶上皇位后，却非但不感激他，反而对杨复恭的专权行为十分地憎恨。这事情说不上什么恩将仇报，因为李晔自幼好读书，深明宦官专权祸国的道理，再加上从小到大，在皇宫里目睹的这些宦官的霸道行为，从心底里就对所有的宦官都不信任，杨复恭也是宦官，那这种不信任之中当然也包括杨复恭。
李晔这些年也算历经颠沛流离之苦，居然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在继位之后，立即就在京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