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口中的张监军是一名四十上下的中年宦官，着绯色官服，容貌端方，可能因是宦官之故，整个人看起来偏于文弱。他名居翰，字德卿，乃是前掖庭令张从玫之养子。此次来河中之前本已被下令前往幽州做监军，走到蒲津渡，恰好遇上李克用与朱温的河中争夺战，因此前路受阻，盘桓在李克用军中。后来李曜接手指挥权，内查防务时才发现他的存在。后来河中收复，李克用直接将李晔所赠的那张任命河中节度使墨敕上填进了李曜的名字，李曜便开口向李克用要人。
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幽州局势尚不明朗，如果监军此时去范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虽然陛下未必怪罪，可说出来却是折了我们河东的脸面，人家会觉得咱们河东连监军都保不住。再有就是，监军走到一半又掉头回去，兆头未免有些不祥，正巧大王既然命我镇守河中，那便留下张监军在蒲州便是，幽州方面等局势稳定了，朝廷再派一名又有何妨？
李克用根本不知道李曜为何要留下这位张监军，反正在他看来，朝廷的监军制度基本上已经是徒有虚名，谁来监军不是监军，不就是个宦官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此自然不会为这点小事让自己的爱将心有芥蒂，当下应承下来，回头就给皇帝陛下上疏一道，说了这事儿。皇帝这时候正感激李克用归还邠宁，更不可能为这早就名不副实的监军问题驳了他的面子，连想都没想，御笔一挥就批了一个“可”字了事。
对于“监军”这个词，李曜作为曾经深受某些粗制滥造的所谓历史电视剧毒害的一个普通观众来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十分厌恶，特别是对唐朝和明朝的监军，有一种莫名的愤恨，因为一看到这俩字，他就联想到宦官专权，而宦官专权，在他的印象中，就没哪一回是好事。
宦官专权其实是唐代中后期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但相比于东汉和明代的宦官之祸，唐代宦官的专权无疑更加了得，因为他们不仅间接掌握了部分“皇权”也就是中央权力，而且独以掌控兵权为标志。有唐一代，宦官对内掌握禁军，对外出任各藩镇的监军。自李辅国起，每一朝权势最强的宦官必然掌握禁军，发展到后来成为“权阉四贵”，就是两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
事实上宦官监军早在东汉时已有先例，延喜五年，由车骑将军冯绲上书请设监军。当时主要是为防止猜忌陷害的权宜之计，与军权无关。而唐代起初袭隋制，则是以御史监军。这个时期的监军，也仅是以皇帝特派员的身份常驻方镇“监视刑赏，奏察违谬”而已，既不是常设机构，也没有参与指挥军队。直到玄宗开元二十年后，才开始出现以宦官监军。
比如天宝六年，高仙芝军出讨小勃律，就由宦官边令城监军。不过，虽然当时宦官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还属于一种临时制度。但到了玄宗末期，由宦官出任监军就开始渐渐普及，并且初具规模。到了德宗贞元十一年，开始“铸监军印”。监军置印代表着宦官监军有了法律保障，宦官监军也由此制度化。
制度化的表现之一，是宦官监军由临时任命改为常设机构，在朝称之为监军院或监军使院，设有监军使和副使。监军使直接听命于皇帝，与地方藩帅互为统属，互相制约，部下有副使、小使、判官若干人，同时还拥有自己的亲卫兵，也就是牙兵。这一点，李曜在穿越唐朝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他的印象中，监军宦官不就是那些个捏腔拿调、打着皇帝招牌胡作非为的阉竖么？却不知道唐代的监军宦官，不仅地位高、权力大，甚至还有自己的一支军队。
正因为监军有军队，又是代表中央利益，因此经常会与节度使发生冲突，所以反过来说，他们组建自己的牙兵也带有一定的自卫性质。
至于为什么一开始是御史监军，而后来则慢慢发展到了宦官监军，理由当然是很充足的。按照李曜学生时代教科书的习惯性说法，那是“有着历史的必然”的。[注：详见附文。]
如果只说藩镇方面，应该说宦官在藩镇监军的作用，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唐陷入分崩离析，朝廷为了满足平叛的需要，广泛下放原属中央的部分权力，使得地方权力迅速集中，藩镇的势力随之膨胀，成为“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一元化实体；但是，集地方诸权于一身的藩镇统帅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权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必须与藩镇内的另一巨头——监军使共同分享决策权与管辖权，即在藩镇的内部，其管理实为“一元双头”共治的政治模式。在该模式下，监军使的存在对藩镇而言，它既是肩负着抗衡、制约藩帅的“中央代表”，同时也是调和藩镇内部关系、协助藩帅管理的“合作伙伴”。
首先，宦官监军发挥了在中央和藩镇之间进行传达和沟通的作用。安史之乱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天下分裂而无纪”，监军使作为连接中央与藩镇的纽带，包括“上传”与“下达”两方面的内容。下达是指监军使将中央的“关怀”传达给藩镇；而上传则是监军使将藩镇内的重大事务及时上奏朝廷，是皇帝在通过进奏院途径之外，了解藩镇情况的另一方法，为中央的决策提供资讯上的补充，防止因为信息来源单一而造成中央的决策错误。[注：详例见注释1]
有此可见监军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