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这说明学生已经将英文学入精髓。”
“逸事第三则，学生在食堂就餐之时，言谈中都是英文，食堂大师傅原是津门土著，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但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再加上借上菜时机讨教几句。居然也能说得洋文，有新来之外国教习慕名中国菜之鲜美，跑到食堂想画图对大师傅说明他欲食何菜，谁料貌不惊人的大师傅张口就是一串英文，将其平生最擅长之菜肴娓娓道来。该教习自恃才高，对我中华之人原本有些轻视，经过此节后，谦逊异常。常对其本国友人说‘此校学生必有大才干，不论其他，就是校内仆役都能操流利英文，令人惊骇。’
“好好好。”秦时竹、葛洪义两人连声称妙，这才是真正地将英文学好了。这等方法比之英语四级、六级、雅思、托福等更为有效――一句话，后世的教育体制，英语从小学学到大学，洋洋洒洒十数年。不如他们这认认真真学三年。
“因本校学生学业精纯、外语娴熟，凡被推荐出国留学，无一遭绝，且每入校必是名校，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深受对方欢迎，个别突出的学生还有三、两学校争相发通知书邀请入学，甚至愿意提供优厚之奖学金吸引敝校学生前往……”这番言论对秦、葛两人又是不小的冲击。后世中国大学，哪个有如此待遇？学生为了出国可谓是削尖了脑袋挤破了头，如愿以偿的还是不多，想想前辈如此潇洒，岂非令后人蒙羞？
参观差不多时，王邵廉心里寻思，看总统这模样，似乎对学校教育情况很满意（其实是非常满意）。只是某些具体小节限于财力、物力无法办到而略有微词。正在想是不是要开口请求些财政支持，秦时竹就如看透了他心思似地。笑吟吟地问道：“少泉兄，实不相瞒，这次来主要是严先生向我反映了一些情况，也谈到了北洋经费紧张，只是我没有想明白，作为官办学堂，经费怎么会不充足呢？”
“本校创办时期，按照盛宣怀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察》中提出‘大约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经典银一万三千余两，共需银五万二千两左右。’本校年获此数拨款。至于学校创办之初，所需购买仪器设备、书籍等项，及聘请教习川资，创办应用之款，不在常年经费之内，经奏准动用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四月米捐存银八千余两，应该说经费还是较为宽裕。但后来遭遇庚子之乱，学堂停办，拟定拨款并未到手，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西沽复校后，时任直隶总督地袁世凯会同顺天府尹奏准，将从前征收粮租折价较多之良乡、保定等四十八州县、厅，规复旧章，酌提盈余，批解司库专款存储，作为学堂经费，即由该项余款内每月照拨银四千两，如此每年经费实得四万八千余两，较常规所需之数每年短款四千余两。
光绪二十四年(1908年)夏季因扩充专门学堂，学部以直隶每年应行解部之款就近拨付，计每年藩署库存银一万两、学务公所库足银五千两、海防支应局京平银五千两、盐运署库银四万二千两，共六万二千两作为学堂常年经费。当时校长曾命卑职做过估算，一年约需银至少六万五千两，即使按照此数拨付，每年也短款3000余两。但实际中，就是六万二千两也难以保证，宣统三年(1911)藩库全年只给四万八千两作为学堂经费，裁去建筑费一万一千两，实际每月经费仅为三千一百余，缺口达两千五百两左右。
民国后，国家动荡，经费更是难以保证——去年3月，教育部学务公所将原来每月发给本校银4000两改为每月2000两，并将原在辛亥前已决定给本校每年扩充经费银5000两也一并裁去。今年6月，因保定高等学堂四个班112名预科学员并入本校，教育司会同两校拟定并校办法之第十一条称：‘北洋接收此项学生须发给筹备费银2000两，并自本年9月起每月经费由行政公署酌量增加，但不能逾该校原定预算之数’。按照教育部核计，两校合并之后全年经费应为203415元，每月应领16951元，但行政公署仍未照此数拨发，每月只发13310元，月短款3500元以上……”庶务主任代替王邵廉汇报了情况，并补充说明道，“幸亏王校长声名远播，不时有社会贤达捐助一二，本人又只取三分之一薪水，学校才勉为其难地维持至今。”
按照《大学令》的要求，庶务主任主要分管三课事务：
属于会计课者经理银钱出入，登记并保存关于银钱出入之一切簿据，保存学校一切现款、有价证卷及其他重要物件，编制预算决算，编制每月报销表册，经理各学生津贴并寄存款项；
属于杂务课者对校内设备进行整理及修缮，管理全校仆役（勤杂工）并稽查其工作情况，稽查门禁及校内消防，管校内家具库及学生储藏室，校内各项杂件之购置及分配，管理全校清洁事务；
属于资产课者登记学校各种资产，保存各种资产簿据，稽查学校各种资产有无亏损及遗失，计划学校各种资产之整理与发展。
这个庶务主任看来非常认真，数据记忆极其牢靠，秦时竹大致也明白了北洋大学的困窘所在，主要就是两个靠山倒台――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威风扫地，自然不可能对学校窘境加以援手；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