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我奉敝国政府之命前来交涉，要求贵国对今日下午的事件进行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同时贵国军队必须在6个小时内退出敏感区域，不得干涉我大日本皇军的任何行动……”
“我演习军队在何处演习、举行何种形势的演习均是我国防机密，他国无权过问，我国对日德冲突恪守中立，但并不等于对冲突一方侵犯敝国主权隐忍、退让，公使先生通晓国际法，想来比我应该更清楚这一条‘处于战争状态的双方不得借任何理由和借口侵犯与之无关的第三国权益’！……”秦时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日置益粗暴地打断了：“我今天求见大总统。不是为了商讨国际法，而是为解决事端而来，倘若敝国不能在有效地时间里收到满意的答复，我们将保留自由行动地权力。”
听着这赤裸裸的武力威胁，秦时竹丝毫没有退让之意：“如此，我国亦将保留采取任意符合公道的应对方式，不过我希望贵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既然如此，告辞！” 日置益拂袖而去。这个钉子碰得他完全没有预料，原本以为威胁和狠话一出口，胆小怕事的支那人会息事宁人地立即退让，再不济也要使出浑身解数来进行拖延，哪晓得秦时竹居然敢于硬碰硬。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日置益在日本国内也算得上鹰派人物，从来认为对华外交不必客气、忍让，对辛亥以来地对华政策一直抱有微词，认为对华让步过多、步调较为软弱。特别主张以武力等强力手段攫取在华权益，对于日军在山东境内的行动，一直抱着扩大规模、制造事端的心思。收到国内有关遭遇国防军攻击的密电后原本是大惊，认为完全出人意料，随即又认为是浑水摸鱼、捞取好处的大好时机，梦想着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彰显自己的强硬，结果却在更为强硬的秦时竹面前悻悻然讨了个没趣。
回去地路上，日置益顾不得外交人员的体面和所谓的“风度”。破口大骂：“这帮蠢笨如猪的支那人，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回到公使馆，立即就回电国内，将交涉经过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并极力挑唆予以大规模报复，“非此，不足于宣扬皇军神威；非此，不足于震慑支那当局；非此。不足于巩固帝国在华地位。”
对秦时竹的强硬表态。随后到来地外交总长陆征祥表示了担心：“虽然我方占据道义立场且有国际法依据，但依日本以往的情况。必不肯罢休，卑职无能，未能想出两全其美之策！”
“这不是你的责任，日置益态度太过嚣张，不严词拒绝会让他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有机可乘。”秦时竹丝毫没有怪罪之意，他清楚地知道日置益在历史时空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臭名昭著的21条就是在此人使华之时压迫袁世凯政府答应地，对于这种一心只信奉强力为王，武力至上的角色完全不必客气，直接打回便是。
秦时竹会见日置益时究竟说了什么话，陆征祥并不清楚，但看见对方出来时铁青着脸、满脸怒色的样子，多半也是讨不到便宜。对于这样的结果，陆征祥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大总统在压力面前没有退缩，给了日本人当头一棒，忧的是这事态究竟如何收场，以日本人不肯善罢甘休的性格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看着他这幅欲说还休、欲喜又忧的神情，秦时竹豁达地笑了，他了解这些旧官僚地感受，更清楚这批人的真实感情——他们不是自愿的卖国贼，也不是天生的软弱派，他们同样有忧国忧民的心态，同样有高尚的爱国情操，但在孱弱的实力和凶恶的敌人面前，他们往往一次次扮演着出卖主权和利益地角色，政治家在战场上输掉了全局，结果却要外交家来背负黑锅，这是原有历史时空里中国外交官地真实写照。作为旧时代中国拥有最高道德水准和最强业务水平的官僚队伍，外交官在中国历史地形象却最低，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悲哀。
“对日交涉，外交部还是要重视，不能因为眼下的局部冲突而导致大局方针的紊乱。日置益这样的疯狂人物，我们不必理会，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从下个月开始，外交部要增加编制、增加人手，扩大对各有关大国的情况搜集和汇报，隐秘的内容可以由国安部门负责，但公开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却非由外交部完成不可。”秦时竹淡淡地说道，“程子玉负责的远东司表现不错，希望欧洲司、美洲司和中东司也能迎头赶上。”
“这次公务员招考，外交部已增加了15个名额，只是在办公经费上希望大总统予以……”陆征祥很高兴外交部待遇和地位的提高，在袁世凯时代，外交部虽说也非常重要，但基本都是办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外交人员的薪水和福利都难以保证，很多驻外使馆甚至不得不关门来削减开支，个别不得不开的使领馆则靠变卖馆产和当地华侨接济才艰难度日，整个外交队伍呈现人心涣散的局面。直至秦时竹上台，第一个月就补发了外交人员6个月薪水，到目前为止，拖欠的工资基本补发完毕，原有关门的机构也重新开张，日子虽然过得还有些艰难，但比起前清和民初那几年却好过了许多，由于解决了实际困难再加上对俄交涉中的表现，陆征祥个人的威望和整个外交队伍的凝聚力重新建立起来。
“这是自然，经费你去找梁总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