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1663年的新春，朱树人的掌权之路，终于彻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君朱慈煜改元，大赦天下，并且宣布免除天下一年的田赋，以施恩于百姓，笼络天下臣民对于新皇帝的忠诚。
为了顺利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不再横生枝节，朱树人在全权辅政的最初几年里，并没有再规划对外的扩张。只是把精力进一步投注在内部治理，和消化前些年打下来的新地盘方面。
当然了，大明不打算立刻扩张，不代表没有拿到扩张的理由和借口。
事实上，因为去年朱慈煜刚刚登基后的最初五个月里，有不少盗贼蜂起之辈，冒充各种宗室瞎搞、后来也被平定。这一连串的事情，其实给了大明一些对外动兵的机会。
因为那些边远地区被灭的反贼，虽然首脑人物都被朝廷抓住杀了，可是被击溃的残部里，总有一些次要的余党、或者是被反贼临时诏安利用的土匪、蛮夷土司，选择了逃离大明的国境，到大明直接统治还相对薄弱的地方去苟且求存。
这种选择也是很正常的，自古在中原争霸、造反的失败者，如果没被杀光，那么最后结果一般都是“或北走胡，或南走越”。
具体到如今1660年代大明面对的局面，因为东北地区的戎狄已经被清洗，没法供大明反贼余孽躲藏，那么北方的逃亡贼寇就只能找注入准噶尔部之类的西北卫拉特蒙古势力躲藏。
南方的反贼势力打散残部，也有可能找越南、缅甸的边地土司藏匿。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别看原本时空的历史上、这个时代的缅甸似乎可以帮助李定国藏匿永历政权，但缅甸人的动机并不是因为“忠于大明”，而是他们需要一个牵制中原王朝的力量，来巩固他们在边地的统治，以及多争取一些云南的土司领地。
所以，哪怕中原的王朝不是清，而依然是明。当明内部出现反贼，失败后往西南逃亡，缅甸人依然有可能试探性的、低调地藏匿，或者是假装不知情、安置在云南那些还没改土归流的土司地盘上。
至于越南，那就更是跟大明素来有仇了，大明早期朱棣就去打过，最后也没能占住。越南知道大明跟他们不对付，有明朝叛军肯去投奔，只要不被发现，越南人肯定是敢收留的。
如果风声过去了，大明还没什么反应，那他们胆子就会越来越肥，甚至产生一波错觉，觉得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新君还没改元，加上当时各地明军主要精力还投在国内的叛军余孽搜杀上，所以也没来得及注意叛军外窜的问题。
新年尹始，一些求功心切的边将觉得大明内政已经稳住了，就开始秘奏上书南京朝廷，陈述他们最新搜集到的叛军外窜证据、情报，还大致描述了一下逃散叛军的规模，希望朝廷能够下令反击、越境追击，或者至少谴责收留大明叛军的周边国家，让他们交出叛徒。
除此之外，西北地区个别叛军投靠准噶尔等卫拉特蒙古的情况，倒是还不算紧迫，因为他们跑了之后就不敢回来了，西北人烟稀少，跟大明的实控统治区没什么接触。
而西南方向，情况就复杂一些，因为云南和缅、越之间的边境，并不是无人区，只是山高林密，热带雨林环境恶劣，中原人难以在当地生存。
但是，那些逃到尚未彻底控制的土司地盘上的叛军，还是有可能因为缺乏补给，等西南大明边军疏于防范时，再越境回大明国土上劫掠补给一把的。就算不敢打流官驻守的府县，至少可以对付对付那些已经彻底臣服大明的良民土司。
因此，西南的大明边军即使没有得到朝廷的命令，偶尔也不得不随机应变，对犯境或是侵犯了亲明土司的敌人进行自卫和反击。
如今朱树人留在西南边陲的，主要是李定国——此前灭清战争中，李定国倒也被拉到东北，参加了不少战事，立了功，但灭清后这几年，朱树人就把他调到了云南镇边。
后续对扶桑的清算、追究扶桑人吞并琉球、虾夷人违反大明贸易禁运给伪清卖北海道水稻种子，这一系列行动中，李定国因为不善水战，所以也没有表现机会，立功露脸全给郑成功张名振陈近南拿走了。朱树人始终很有定力地坚持把李定国放在云南，不给他挪窝。
也因此，郑成功张名振终于封公爵，李定国却始终只保持了灭清结束时的侯爵。
如今距离对扶桑作战又过去了三四年，李定国心中当然也都憋着一股立功上进、封妻荫子的yù_wàng，所以西南边地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就非常积极。
对于小规模的反击、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确实是别国先动手的，边将本来就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只要别惹出全面战争，朝廷就不会责问。
李定国在军事上还是非常给力的，越境追击进入缅甸境内两次，沿着云南的红河河谷上游、顺流而下追击进入越南境内一次。
杀伤交换比都打得很漂亮，基本上每次杀敌数千，己方战场上战损不过一两百。只可惜部队依然是不习惯热带雨林作战，每次最后的非战斗减员，依然是战斗减员的至少三五倍之多。
平均每战死两百来号人，因为热带病病倒的能有一千多——唯一庆幸的是，大部分热带病病倒的伤员，倒是并不致命，抬回来休养两三个月，就能痊愈，过个半年多就能恢复战斗力。
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