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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煜虽然名义上亲政了，但亲政的最初半年，朝政的大节奏把控，依然完全掌握在父王朱树人手上。
朱慈煜只是在处理日常政务方面，得到了相当的自主权。比如每隔几天的上朝，尤其是大朝会，朱树人有时候会借故不再参与。
反正这些朝会讨论的内容，无非也是某几个府要不要赈灾、某个省要不要特批经费强化水利修缮、黑龙江或者九州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设项目需要额外预算和技术人才支持，等等。
凡是以年为周期的大事儿，都不会在这种朝会上讨论拍板的。
这种情况，就好比是一个集团、原本的ceo终于不用每天早上一到公司就先收一堆邮件，然后浪费一两个小时去浏览一遍、挑重点回复。这些活儿统统可以下放给新人。
朱树人原本就已经干腻了这些繁冗俗务，巴不得丢出去。而朱慈煜还充满了新鲜感和干劲，两人各取所需刚好。
趁着朱慈煜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小康五年春夏之际的那三个月，很快就平稳地过去了，朱慈煜也没折腾什么幺蛾子。
随着时间来到五月，大明朝廷终于按照原先的计划，在这一年开始了大动作——也就是按照此前朱树人跟儿子说的节奏，开始对缅甸和越南派出外交谴责的使者，跟他们白话白话四五年前的旧账。
众所周知，四年半前，朱常淓刚刚驾崩、朱慈煜刚刚登基的时候，大明境内还是发生过三四起小范围野心家叛乱的，有以大明幸存藩王身份的，还有诈称朱三太子的。
虽然那些叛乱的规模实在可以用可怜形容，最多也就纠集起几千人的武装力量，而且是把一切临时乌合之众都算在内了。坚持时间最长的，也没挺满两个月，便旋即扑灭。
但他们的余孽残部逃散问题，还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大明也有证据，证明那些人不是北走胡，就是南走越。
大明此前只是没急着追究，想先过几年安生日子，这一拖就拖了整整四年之久，现在才来翻旧账。
盛夏五六月份的酷暑，要去南方的热带邻国扯皮打嘴仗，这活儿当然是很辛苦的，还要考虑使臣的身体健康状况、能否在夏天活着走到缅甸，会不会半路上热毙命。
所以朱树人倒也没有从南京的礼部直接派出官员去缅甸，而只是从南京派人去昆明，对李定国宣旨，然后授权李定国选两个云南本地的官员，拿着国书去缅甸和越南。
云南当地人的生活气候环境、水土适应能力，跟缅甸和越南相差就没那么大了，南京出发的使者，五月初离开南京，六月中应该能到云南。昆明出发的官员，七月上旬就能到缅甸了。
……
缅甸和越南方面的统治者，对于大明的突然问难，当然是不愿意直接服软的。
如今的缅甸东吁王朝国王乃是莽白，他也算是当时比较强势的缅王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莽白1661年政变杀兄上位，次年就一改先王莽达力时期的放养姿态，主动发动了咒水之难，把永历帝的三十多个大臣杀了，还杀了一堆侍卫亲军，然后把永历绑了交给吴三桂，可见他这人还是有点心狠手辣的。
只不过如今历史也算彻底翻了个面，大明幽而复明，他跟大明的关系此前也没什么矛盾。
不过一个人的性情禀赋往往是娘胎里带出来、常年人生经历累积形成的。莽白既然是个这么心狠手辣的枭雄，注定了他不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软蛋。
即使大明的谴责国书措辞非常严厉，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依然是“如今正值盛夏，明军根本拿南方掸邦高原热带雨林的缅军无能为力”，所以就算要怕，也不急于一时。
不如先备战，再拉外援，然后拖他几个月看看风向再说。
如果有机会稳住局势，那就不用服软了。真要是风向不对劲了，或者出了什么危险，等冬季临近时再服软也不迟嘛。
反正大明是天朝上国，是要脸的，讲素质的。从古至今，还没听说给大明上书认错臣服、表示洗心革面，却不被大明接受的。
既然大明这么有素质，他当然要充分利用大明的这个弱点，尽量多占一点好处。
莽白把这个道理想明白后，当然也不会浪费时间，于是立刻就做了好几手的准备。
他招来自己的几个儿子莽罗、莽丽提和心腹族人迪布提，外加荷兰东印度公司（voc）驻勃固的商务代表范德里夫。
他首先吩咐太子莽罗：“你立刻亲自督办，让人抓了一批替罪羊。其中必须包含一些前几年入缅的大明叛军余孽。
再找两个近年来在明、缅之间摇摆的土司部族头人。然后把前者生擒送给明朝使者带回，后者直接剁了、让大明使者把人头带回去。
然后再好言好语正式回复大明使者，就说收容叛徒之事实是一时之误，并非有意。只是年月已久，大多数入境者都已隐姓埋名不知所踪，我缅甸只能找到这几个，也都已经交出来了，足见我缅甸的诚意。
但是，大明要求把归附土司部族全部割让给大明的请求，一时无法做到，希望大明方面收回这项要求，其余割地赔罪也都无从谈起。”
莽白即使打算抵抗，也不会彻头彻尾不给大明面子。他觉得杀几个降将中的小角色，以及个别不听话的部落土司，给大明一个台阶下，这点代价还是可以付的。毕竟这都是面子为主，实利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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