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文怡安排人去接云妮，柳东行则径自去找胡金全商量上书的事。
他没有从正规途径上书朝廷，而是选择了通政司的密折渠道。胡金全对他的建议也颇为认可。当初为了破除僵局，并扰乱郑王的大军后勤，他们主张对康王府旧人从宽发落，争取将他们绑在平叛的大船上。这个法子从事后看来，是相当有用的，郑王之所以败得这么快，跟康王府旧人所为分不开，但这并不代表康王府就成了清白无辜之人。
若不是郑王府逼迫太过，康王府旧人中最坚定主张与郑王府合作的王永泰又被申屠刚所杀，其余康王府旧人断不会改变主意与郑王府敌对的。明面上他们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了王永泰、秦寡妇与朱嘉逸头上，但明眼人都知道，若没有他们的参与，只凭一个王永泰，还有一个奴婢出身的寡妇与一个半大孩子，断不可能控制住康王府的全部势力，助郑王在短短一年内积累下大量财物，用于养兵。然而郑王的迅速殒落让康王府众人都有些飘飘然，认为自己出了大力，才助朝廷顺利平息了一场叛乱。他们不但无过，还有大功，朝廷再也不会追究他们了，他们甚至还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奖赏，比从前康王仍在时更风光。因为那时候他们只是凭借着主人的威望在康城呼风唤雨，但如今对朝廷有功的却是他们本人。
有这种想法的康王府旧人越来越多了，就连陈四家的这些早一步离开了康王府的人，也因为新主人是平叛功臣、女主人文怡又对他们颇为看重而渐渐恢复了底气。虽然康南驻将的身份地位比不上藩王尊贵，但好歹也是方圆百里军权最重的主官，有这样的倚仗，他们必然又可以再度风光起来了。
可是柳东行与胡金全等人却绝不希望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
这群人不是一般富贵人家的奴仆，他们出身藩王府，曾经风光无限。甚至比地方官员都要有权有势。康城知府是四品官，但至今看到他们还要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他们身家不菲，手中还有大量产业，跺一跺脚，整个康城都要抖上三抖。他们人多，也不缺人才。不但擅长经营，还在争权夺利上很有胆量。连造反都敢做，藩王宗室都敢算计报复。柳东行自问只是一个出身平平、官职平平的小武官，压不住这群豪门奴仆，更不相信他们会从今往后乖乖做个良民，不再生事。
而胡金全则更多地从防患未燃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康王府之所以会参与谋反，是因为朝廷削了康王府的藩，害得他们失去了昔日的权势地位，但皇帝与太子都是主张削藩的，康王府失去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再回来了。今日他们因为吃了大亏。就跟郑王府翻了脸，反过头来站在朝廷那边对付后者，焉知他们日后不会为了同一个目的，伙同其他势力谋算朝廷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胡金全出主意，进一步完善了柳东行的计划。
柳东行本来的建议是。朝廷派前康王世子朱景深出面，以召集仆从的名义，将一些领头的旧仆传过去，留在身边侍候，至于他们手中的产业，则照朱景深的命令交给他身边的“仆人”——实际上是朝廷所派的人手。等康王府旧人名下的产业都转走了，这些人也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到时候，若朱景深愿意留下他们在身边侍候，那是他们的荣幸，若朱景深不愿意，就由朝廷统一将他们连着家眷迁居外地。
朱景深眼下在京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要是能改善自己处境的事，想必他是不会拒绝去做的。康王府那些旧人会改奉朱嘉逸为幼主，便是对他的冒犯，他难道还会怜惜这些不忠之人？
胡金全则提议，若那些人不肯听从朱景深的传唤前去，那就代表着背主，今后自然就没有资格再借康王府的名头做任何事了。只需要让朱景深出面，宣布他们与康王府再无关系，他们也就成了再普通不过的商人。他们从前经商也做过不少不法之事，随便挑一件出来处置了，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接下来如果朱景深再宣布将他们的家产献给朝廷，那皇家也就避免了强夺宗室产业的非议。而且康王府有谋反嫌疑，朱景深身为少主，本应问罪的，若由于这种种事由为朝廷立了功，朝廷也就有理由宽恕他了。一个闲散宗室成不了气候，而对皇上与太子来说，这却是体现他们宽和仁慈的好机会。
两人商议了一番，写成密折呈了上去，便一个回了平阳通政司，一个回了康南驻军所，静候京城的回音。
在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郑太尉在康城真是舒心无比。不利于女儿婆家的证据已经到手了；郑王妃很安分听话；康城知府非常有眼色，行事也很懂规矩；青州那边接连送来喜讯，叛兵已经全数投降，他手下的武将还从郑王府里搜到了龙袍等罪证；同时他还利用近来搜刮到的财物成功贿赂了监军内侍，对方答应到了皇帝面前不会乱说话；接着，从青州郑王府连夜送来的几个郑王用过的幕僚，还泡制出一封郑王的“亲笔”遗书，写明其早有死志，只要找到机会就会寻死。他弄了几滴血在这封遗书上头，好让人相信这是从郑王的遗体上搜到的。
所有这些事做完后，他便开始构思奏折了。他当然不会愚蠢地将郑王自尽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忏悔一下自己的疏忽还是要的，请罪也不能少，甚至可以把处罚说得重一些。他知道皇帝不会真的处罚他。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得说服郑王妃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