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方路扬
1.
我在望着车窗外飞快倒退的彩色广告时想起了一段旅行。
我喜欢电车和车轨。我有两本相册,满满的都是车站和铁轨的照片。可是我却并不喜欢北京的地铁，因其车厢总是拥挤、嘈杂,车站也差不多总在地下。列车在阴暗逼仄的轨道上穿行时，就如同穿过城市的内脏,黑黢黢的，潮乎乎的,没有丝毫的美感。
日本的电车也很拥挤。然而车轨和车站大都在路面上,因而当人们乘坐电车往返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时，可望见城市里形容生动的一切：高低错落的建筑、纵横交错的道路、路边的野花和狗尾巴草、阳光下闪着银光的天线、站在电线上的麻雀、绿色植物环绕的民居、晾着围裙、浴巾和白床单的院落、像小帆一样迎风飘动的窗帘、在檐廊上打盹的猫、遛狗的老人、带着黄色帽子的小学生等等。如果是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你可以透过车窗玻璃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像蚂蚁一般井然有序地穿过马路的壮丽奇观。若是在镰仓，沿途则是风景优美的湘南海岸线。
有一次,我在镰仓高校站下了车，穿过马路去了海边。那里的天空很蓝，云很低，仿佛伸手就可以碰到。我坐在海岸上久久地遥望那座高高的灯塔和碧绿的江之岛，突然没来由地对着远方大喊了几声。两个在不远处堆沙堡的孩子警惕地说，我们还是回去吧，那里有个奇怪的大叔。
我看着他们牵手离开的背影，笑了笑，起身回到了马路对面的车站。
2.
我在东直门站下了车，打车去了798。今天上午，那里有一个青年摄影师作品展，我的作品也被展出了。这是我的第一次作品展。
林佩瑜也来了。我本来不想让她来，可她坚持要来，她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她一定要来支持我。我心说，这倒是奇了，她从前明明总是隔三差五地奚落我这份穷酸的职业。
我只在展厅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便没了兴致，那些雷同的构图和比例让我觉得既无聊又无趣。同一学派的摄影师总是存在这样问题，他们即便是在不拘一格时的思路也总是相似的。
我一个人走出大厅，在一条落满了枯黄叶子的小路上溜达着抽完了一枝烟。我在一株梧桐前停下了脚步，那里有一只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准确的说，那是一只蝉蜕，它腹背皴裂，足上缠满蛛丝，正作为生命的标本和夏天的遗迹倒垂悬挂在那里。我将蛛丝小心地缠在食指上，轻轻地将它挑下。
我带着它回到了展厅门口，林佩瑜正在那里等我。她只看了眼我手里的蛛丝和蝉蜕便微微蹙眉说：“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个？快扔了罢，挺脏的。”
“松手的话，它会掉进地狱里的。”我说。
“哈？”她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我突然想起，她既不读芥川龙之介，也从来都猜不出我心里在想什么。有一次，我修理洗手间的门锁时，故意对她说了句：“把那个给我。”那时她脸上也是像现在这样茫然的神情。她不是夏安。
默契其实是两种情趣在某个时机的不谋而合。
3.
我们去一家日式烤肉店吃了午餐。等待食材被端上来的那段时间里，我发现我想不出任何话题，便把视线移向了窗外。林佩瑜也默默无言地低头看起了手机。
一个服务生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拍照。我问他，拍什么照。他说，情侣接吻的照片，可以自己带走，也可以贴在店里的那面墙上。林佩瑜忙说不用，我想她大概是怕我拒绝。其实她如果想拍的话，我应该不会拒绝。非是我想吻她，而是我几乎从来不会故意让女人感到难堪。
烤了几片肉之后，我又向服务生点了一壶清酒。在把酒倒进那盏精致的酒杯时，我突然觉得怪怪的。我想起了宫本孝宏曾跟我说过的一个笑话：这个世界上会在中午时喝酒的只有两种人——酒鬼和中国人。
我在京都旅行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他去居酒屋喝酒。他基本都是下班之后直接来找我，因而总是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而我却总是穿着休闲短裤和夹板拖鞋。他笑我说，你看起来像个流浪汉。我不以为意地笑笑便挨着他坐下。酒过三巡之后，我们便开始漫无边际地聊。聊他在中国待的那七年，也聊他回到日本之后的生活。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目前这种平静的生活。他说，自从上次的大地震之后，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观一下子全变了。
“去年我回来的那天，我们全家都跑到机场来接我。祖父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不要再走了，下次你说不定连我们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我当时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没有那种经历的人，大概永远都无法那么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我现在觉得，安安稳稳地待在我的家人触手可及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再说，加奈也真的是个好女孩儿。”
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说：“本田呢？也留在日本了？”
“不知道，我们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想来同乡本来就是在异乡时更加亲近一些。”他说。
我们又默默地喝了一会儿酒。他突然聊起了夏安。
“我跟她应该算不上朋友吧。我在北京那几年，她一直在满世界地旅行，我们大概也就说了十句话。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一件事。有一天，外面下着大雨，天气还挺冷的，她却穿了一件短裙来上课。我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