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杂事》：“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世不寤者也。”“不寤者”就是不“闻道”者。“寤”，可训为“悟”、“觉”。[4]可知《新序》解《论语》此章是以“闻”为“悟”。
《汉书·夏侯胜传》：“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黄霸狱中仍抓紧时间“明经”，根据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以“闻道”为“知道”。
《晋书·皇甫谧传》：“耽翫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滛。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皇甫谧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自己“耽翫典籍，忘寝与食”辩护，也是视“闻”为“知”。
《魏书·刘昞传》：“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暠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刘昞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解释自己苦学的原因。其解“闻道”与黄霸、皇甫谧同。
上述五例都是以《论语》此章的“闻道”为“知道”、明道，也就是领会道。
先秦典籍不涉及《论语》此章者。如此解“闻道”者也多有之。
《孟子·滕文公上》：“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未闻道”即“未明道”。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闻道”即明道，故老聃称“得道”。
又《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闻道”即悟道、领会道，故下云“道可得学邪”。
《吕氏春秋·离俗览·为欲》：“不闻道者，何以去非性哉﹖无以去非性，则欲未尝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
后来的《淮南子?齐俗》说近同：“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
“闻道”，才能“去非性”，才能“反性”，显然是明道、领会道之意。
《管子·形势》：“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
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形势解》：“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
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此“闻道”与“用”道相对，“用”是行，“闻”显然就是知。
今天的《论语》注译本，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解释的。
如杨伯峻《译注》：“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
孙钦善《注译》：“闻，知。孔子所说的道，或指治道，或指学说，这里指后者。”“孔子说：‘早晨悟到了真理，就是当晚死去也是可以的。”
潘重规《今注》：“由早晨到晚上，时间极为短暂，早晨得知真理，当晚可以死去。人若能悟得真理，就能在生命中发出无限的光辉，这样才不枉生，才不枉死，旦夕之暂，胜过万年，所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了。”
但这种通行的解释是值得讨论的。
首先，它与孔子的思想性格存在矛盾。如果孔子以求“知”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可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这样，孔子和纯粹的理论研究者就没有区别了。
但是，孔子的人生最高追求是“德”而非“智”，“尊德性”与“道问学”比较，“尊德性”是第一位的，“道问学”是第二位的。
孔子虽然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但他更明白“知礼”并不等于“得仁”、“获仁”。因此他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为什么？因为“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
好之者，虽笃，而未能有之。至于乐之，则为己之所有。”“知之”是“在彼”，“好之”仍是“未能有之”，还是外在的。
只有“乐之”，才是“为己之所有”。在孔子看来，修已不能只停留在“知”的阶段，要想把“在彼”的客观真理，化为“为己之所有”的主体之仁，就必须依赖于“行”。
因此，相对于“知”，孔子更重视“行”。他人生的目标不是“知道”、“知仁”，而是修已成仁，变天下“无道”为“有道”。
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文”属于“知”一类，孔子将其归之为“行有余力”后之事，其态度非常明显。
基于这种重德甚于求“知”的一贯性格，孔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