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现在在哪里？你能找到他们吗？如果不能，你能确定在哪里走散的吗？”在得到胡爱国有可能恢复记忆的情况后，我马上把我最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提了出来。
回答我的是沉默。我不知道他是不想回答我的问题还是记忆没有完全恢复。
我碰了碰赵排长说：“你来问。”
赵排长没有重复我的话，直接说：“胡爱国同志，我命令你回答刚才的问题。”
回答赵排长的依然是沉默。
我想他很可能没有恢复全部记忆，就放缓了语气说：“小胡，你别紧张，好好想想，想起多少说多少。这对我们很重要。”
说完，我摸出打火机，“咔”的一声打着火。zippo火机的火焰很稳定，可没有火把那么耀眼，四个人的脸凑得很近，都清晰地照亮了。
胡爱国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复杂的表情，好像在认真的、痛苦的回忆着什么。我很担心他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是他回忆给他刺激极大的事情的表情。这种事情在大部分情况下，会给当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事件会像胶片一样印在脑子里，根本不需要回忆，他就是想忘掉都做不到。
他目前的这个状况，像极了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在受到极大刺激的时候，大脑会出于自我保护状态，把这部分记忆深藏起来，这样可以让大脑免受二次伤害。这种状况的表现形式是，当事人可以感觉到有一个事件隐藏在脑子里，可是让它浮现出来，凭个人能力几乎不可能做到。
这对我们就成了灭顶之灾，会完全失去线索。现在催促他起不到丝毫作用，从他之前的只言片语，我能判断得出，他或者他们碰到的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我决定绕过这个问题，问一些不尖锐的问题。“你沿途做记号了吗？”
&了。”胡爱国脸上的表情立刻轻松起来，甚至有点兴奋。“我做了很多记号，每次经过一个路口，我都会做记号。后来没有火了，我就顺着一边走，也都做记号了。”
我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他后面的记号算是白做了，顺着一个方向走，就是围着一个六边形回廊兜圈子。这一点他没想出来，说明萧国林和曹明哲也没有想到，至少在他们走散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好消息是他做记号了，只要能找到他做的记号，我们就很有可能找到萧国林和曹明哲。
他身上没有一点食物了，却有满满一壶水，再结合发现他时，他身上湿漉漉的衣服，我推断水源地离我们不会很远。也许沿着他做的标记走不了多久，就会发现。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有生命，就有可能有食物，我像是看到生命曙光一般看着胡爱国说：“你做的标记对我们很重要，我们马上出发，寻找你做的标记。你目前行动不便，我们会轮流背着你，希望你能再想起点什么。哪怕是一点记忆片段，都会对我们有帮助。”
&一提起让他回忆之前发生的事情，胡爱国就表现出痛苦的表情。“尽力吧，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回想忘掉的那段经历，我的脑子就像要炸了一样疼。”
他这么一说，让我们没法给他施加压力。其实我早就放弃了从他嘴里，再挤出有价值信息的希望，我对失忆患者的状况更了解。既然没办法从胡爱国嘴里得到更多有价值信息，找到他留下的标记，就成了当务之急和唯一的希望。
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很快就出发了。如果顺利，下一个路口就会出现胡爱国留下的记号。
首先背着胡爱国前进的是他的排长。赵排长很自觉地担负起这个责任，并且直言：只要我能背得动他，就不需要你们。
这让我们很感动，特别是我。刘班长右肩的伤势不允许他负重太多，胡爱国一百多斤的体重，绝对在此列。那背着胡爱国前进的就只能是我和赵排长，赵排长这个表态，几乎是针对我做出的。在目前这种，没有任何负重都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赵排长的表态，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瞬间，他的形象高大起来，主角光环在他身上熠熠生辉，即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我仍能看到他头顶有一个金色光环。就如同上帝降临人间，是的，我想说这一刻他就是我的上帝。
我在前面摸索着带路，赵排长背着胡爱国走在中间，刘班长在后面保护。这是我们行进的队列，当然我们依然在黑暗中前进。发现胡爱国，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现实好处，甚至让我们的状况更加严峻。我在行进的过程中，祈祷坏运气就此结束。
我们很快到达岔道口，赵排长已经快累的瘫倒，把胡爱国放下后，就坐在地上直喘粗气。我马上点亮火把，仔细的寻找胡爱国做的标记。转了一圈，没有任何发现，粗糙的洞壁上没有任何新痕迹。
我走到胡爱国面前，问他：“你确定沿途都做记号了？”
胡爱国两眼瞪得溜圆，信誓旦旦的说：“我发誓每个路口都留下记号了，这种事我怎么会撒谎。”
&相信你。”我想了想又说：“你还记得最后一个标记，你是怎么做的吗？当时你衣服就湿了吗？你有快要冻僵的感觉吗？”
&当然记得。”胡爱国脱口而出：“那个地方温度不会很低，我身上甚至都有汗，衣服怎么会湿？即便湿了也是汗水。”
我听完后，顿时泄气了。这个路口不会是他最后记忆里的路口。在那之后，他才遇到了真正的危险，并拼命逃脱过。再往后才出现低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