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古国的历朝历代，人们近乎于无信仰，就算是信佛或者是信道，那也算不上是虔诚的信徒，各代的朝廷也是尽量打压民众的信仰，以愚弄百姓获得百姓的绝对支持。
朝廷为百姓所宣传的永远是“忠君爱国”，以此来作为最高信仰，任何有悖于此的都会遭受到社会的抨击，会遭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鼓励人们为了“忠君爱国”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此作为最高荣誉，这本身就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种方式。
人们应该所信仰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而是这神明所带给他的人性以及生活的改变，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来获得内心的清静和自然，内心的开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不是一味地去追求什么所谓的最高荣誉。
即便在顺朝，传教士的下场一般是有政治目的的，而一些只是为了追求救赎的没有其他心思的传教士，还从未出现在华夏的领土之上。谁会料到，新的宗教会在多事之秋的长安城，骤然间出现，随着灾民的积累而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时京兆府的官员并没察觉到这“天国”到底有什么含义，但在一层一层上报之后，在宫廷之内，一些礼部大臣商议过之后，认为此事的严重性超出了想象，马上找人去调查，这才知道近来在长安城内外已经有不少人在宣传这种教义，到底是什么宗教暂时还调查不清楚，但人们对其的信仰程度相当之高还是令人惊叹。人们在这教义的指引下互帮互助，灾民中形成了一股有序的力量在无声地抵抗朝廷。而朝廷之前的征兵遇阻。也跟这宗教在民间的发展有关。
这宗教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天下一家，无战与和平。要和平就没有战争，就不应该去参军，于是即便连活不下去的灾民，也没有去人去响应朝廷的号召为国去效命。
礼部在调查清楚后紧忙将事情奏报了皇帝。苏彦对这些根本就不关心，百姓因为信了什么神他自己觉得没关系。
“他们想信什么就信什么好了。”苏彦听完后一脸无所谓道，“师傅曾经说过，不能去左右别人的思想。就好像你自己也不希望别人摆布一样。”
大臣们听的一头雾水，这皇帝居然鼓励民众去信仰君主至上以外的宗教？苏碧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她倒不是担心宗教的发展，而是她觉得低估了刘愈对苏彦的洗脑影响，刘愈已经用他的一套开明的待人处事的风格感染了苏彦，让苏彦在潜移默化中也接受了刘愈那一套。
刘愈的那一套文明程度很高，但在封建国家中显然是接受不得的，尤其还是在皇帝那颗脑袋里，这种思想更要不得。
“皇上，此事必须要彻查。不能让长安城中一些不法之徒借什么教义蛊惑民心，对一些人必须严加惩治！”
苏彦皱眉看了紧张的苏碧一眼。有些不耐烦摆摆手，意思是让苏碧自己做主了。
苏碧在领命的同时，却不知道她已经令苏彦很心烦。
本来苏彦借助苏碧的力量，那是因为刘愈现在撒手不管了，他本身也想脱离刘愈的掌控自己单飞，天空里翱翔当一个自己做主的好皇帝。之后倚重于袁博朗那是因为袁博朗代表着文臣集团，他作为皇帝要跟文臣们打好关系。在袁博朗死后，刘愈只能倚重于苏碧，因为苏碧是他的姐姐，是一家人，而且苏碧的政治手腕很强，能帮他处理很多他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但也就是这强硬的手腕，让苏彦感觉到自己好像被自己囚禁起来，不那么自在了。现在苏碧事事都自作主张，眼睛里也好像没有了他这个皇帝的存在，说是在帮他，绑大顺朝稳定朝政，但苏碧的强硬太对让苏彦感觉到这苏碧还不如被人骂为权臣的师傅刘文严。
不管怎么说，现在苏彦还不到跟苏碧发作的地步，因为他也能感觉到，苏碧现在也的确在诚心实意的帮他。
朝廷马上开会研究了对灾民信仰问题的解决，在制定方案时候遇到阻碍。首先是，灾民们无法得到安置，就无法让他们分离开，也就无法阻断宗教在民间的传播。现在这宗教的教义已经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伙在传播，而是受到影响的灾民们，人人都成为传播者，他们在帮着那些受灾百姓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神是希望他们的子民得到互帮互助。灾民在即将活不下去时得到了帮助，他们对宗教和神的感觉是无法言语的，他们会虔诚地信仰，并将这种信仰传达给更多的人。
宗教传播的最重要因素，它利用了人的善良和无知，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
朝廷没有钱粮来赈灾，也就无法阻断新宗教的传播源，他们只能杯水车薪地去将灾民划分场所，试着去逮捕一些灾民中的“领袖”，而这些领袖，不过是朝廷自己培养出来的地方保长和乡绅，在他们也加入了灾民的行列后，他们自然担负起帮助乡民的责任，谁知道这也成了罪过，让很多人因此而陷入牢笼。
朝廷的举动直接令长安城民间对灾民的资助减少，加剧了灾民的苦难，却变相帮助新宗教在民间的传播。
到腊月二十五，朝廷在整肃灾民信仰问题后的第三天，灾民已经数次到朝廷的衙门门口去请愿，而在腊月二十五这一天，灾民开始自发组织到街上“游行”。这也是朝廷第一次感觉到民间对朝廷的压力，因为在此之前，普通老百姓永远是屁民，他们有什么冤屈只能去衙门诉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