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文强来说，地方军事化有利有弊，不好判断；但就现在的剿匪来看，却是利大于弊。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陈文强虽然从琼州带来了精兵强将，但剿匪不是打仗，不依靠地方土著乡勇，人生地不熟的警察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所以，他一方面要招收土著警察，一方面要依靠地方民团抵御盗匪。
对此，他的办法是成立民团教练处，训练和督促民团行使正常职能，也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此外，他还准备从枪枝、弹药的申购、请领、保管等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使隐患降到最低的程度。
而从兴办团练的积极性来看，商绅有很大的热情，传统士绅则较为消极。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进实施，陈文强认为民团以后可以由各地具有新思想的咨议局议员来掌控，成为立宪派的隐性武力。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陈文强在剿匪的事情上是有着一个智囊团在搜集资料、筹谋研究，动用了明暗各方的力量。明的是警察、巡防营、民团，暗的则还有他所掌握的江湖力量。
广东的盗匪有一个明显的特dian，那就是股匪众多，多n，.2√3.≤o则数百人，少则十数人，各自为匪，互不相属。这种“遍地皆匪”的状况，无疑是加大了剿灭的难度。但在其中，也有一定的联系，那就是会党。在晚清的广东，会党以三合会为最盛，而“三合会者，盗贼之母也。凡欲为盗，必先入会，既已入会，便思作歹”。
简单地说。不是所有的会党都是盗匪，但大多数盗匪却出身会党。抓住会党这个关节，对剿灭匪盗极为有利。而兴义堂的耳目，加上徐春山、李家俊原来的出身和人脉，便成了陈文强可资利用的手段。
剿匪既是复杂的工作，陈文强自然要用多管齐下的办法。
而广东盗匪的另外一个特dian便是相对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以南海、番禺、顺德最为猖獗。这无疑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距离广州近，调兵前往的速度快，地方富庶又能提供经费，商绅对于治安的热情又高。
陈文强当然不会始终把剿匪工作放在首位，但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培养出一批缉捕剿盗的精干队伍，却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很自然。他把目光放到了盗匪最为猖獗的广、肇两府，而重拳却是首先要砸向南海、番禺、顺德这三县。
这一通盘计划自然不会为人所知，陈炯明也就觉得迷惑不解。
在召集顺德县乡局士绅的会议上，陈文强是客气的，是和蔼的，所说的也多是陈词滥调。什么“保良攻匪”，什么“举报捆解”，什么“包庇纵容。严惩不怠”，这些都是官府早已有之的规定条文。重新说一遍有作用吗？
当然，也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委派了县警察局局长，还有随同前往的二十名警察；比如表彰了自告奋勇办团练的士绅卢天骥，慷慨拔付枪枝、子弹，并委派民团教练三人；比如向各乡团*派驻民团教练两人；比如地痞、流氓尽行登记，待清乡时作为重dian嫌疑人进行讯问；比如改变勒缴花红……
其实有所改变的有不少。但似乎都是缓不济急的策略，而不是众人所预期的雷霆打击的清乡。而且，陈文强向众人坦言了剿匪的艰巨性，要制定出完善、有效的清乡策略，还要等他召集完各县乡绅开完会。并且巡视完各地匪情后，才能够完成。
会议有些冗长，但良绅有些失望，劣绅则暗自心喜。所谓的一九零八年大清乡，虽然陈文强信誓旦旦，估计也是没准的事。
散会之后，众乡绅表都恭敬地告辞而去，陈文强才露出意味深长的冷笑。桌上是与会者的名单，有数人已经被他划上了红叉。没有人知道，他要这些家伙开刀，而且是毫不留情。
“大人——”陈炯明憋了不少疑问，刚想开口询问，陈文强却抬手打断了他。
“竞存。”陈文强只是略停顿了一下，便把工作布置下去，却不是解答疑问，交代的工作似乎也不是很紧急。
“是，大人。”陈炯明躬身领命，迟疑了一下，告退而去。
顺德，顺德，陈文强把身体靠进椅子，已经决定从此地开始剿匪的第一步。烟幕已经放出，他要等的便是所需军火的运到，所需人员的到位了。
……………
一阵闷雷过后，接着是风，然后就是大dian的雨。这雨来得猛，下得密，飙急的雨dian和着风漩，竟如拧在一起的一条条残酷的鞭子似的，从天空中凶猛地抽打下来，毫不留情地抽打到人的头脸和周身。
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算是对宋复华比较中肯的评价。而他素有大志，在一九零二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在宋复华放言的时候，很多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可当他把革命方略与陈文强商讨时，陈文强却颇是赞同。尽管陈文强主张在南方沿海之地先行起事，树革命大旗，引革命风潮，并练革命之军。但陈文强也没放弃在长江中下游，即腹心地带起义的计划。
而三路齐发，决战于腹心之地的大战略，可以说是陈文强与宋复华先行商议，又综合了吴禄贞的专业军事意见，才最终形成的。
现在，革命走到了这一步，前进的道路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