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能够笑到最后，一统天下的雄主，无不大权独揽，即便臣下有派系之分，但也绝不容许存在能够对抗君权的士族力量！如果在自家政权之中还存在几股均衡力量在对抗，在彼此争斗，不停的搞内耗，势必会分散对抗外部敌人的力量，并为将来建设起来的政权埋下再次分裂的隐患。刘琮有这样的认知，也就不难理解孙吴最后何以灭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而若想治理好江东，又离不开那些世家大族，甚至在将来争夺天下时，若无世家大族的支持，最终也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更何况刘琮本就出自汉室宗亲，高门望族，天然就与这些世家大族成为同盟。即便刘琮自任南阳太守以来，提拔出自寒门的魏延、甘宁、赵云等人，但同样也离不开王粲、文聘、庞统等世家大族的支持。
就是诸葛亮，也是出身于世家之中。
门阀本就起自于汉，朝廷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士族力量在汉朝本身就已经发展得很强，当此乱世，天下四分五裂，群雄逐鹿，各士族力量自然也希望在乱世分得一杯羹。这也是江东世家见孙氏败局已定后立即转身投入刘琮怀抱中的最大原因。
唯有依附于实力更强的强者，世家大族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在这个乱世中积蓄力量，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在察举制度日渐崩坏的当下，世家大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教育出的子弟，就成为统治者不可忽视，必须借重的人才。
对于清理户籍之事，因刘琮令世家大族参与其中，使得他们放松了警惕，认为刘琮默许其在这个过程中上下其手，保全家族利益。实际上刘琮让他们参与进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世家大族把持着大大小小的官职，即便不是出身于世家的小吏，也多以他们马首是瞻。所谓民心人望，不外如是。
因世家大族多注重文教，即便有子弟在军中任职，或领部曲投入荆州军中，也并未对荆州军制太多关注。与顾、陆、张、虞、魏等家族相比，朱治所在的朱氏便显得比较另类。所以当朱治部曲调换入荆州军后，也并没有让世家大族觉得有何不妥。他们眼下正忙于在清理户籍之事中，隐匿原有的佃户，招揽更多的流民。
在这个时候，诸多世家大族，尚未结成同盟，即便勉强说有，也非常松散。在如何与刘琮相处的问题上，各家的态度和做法，也有所不同。
当然，现在刘琮初入江东，与世家大族的合作还在蜜月期，双方的诉求还算一致。
比如在如何稳定江东局势之上，刘琮不会容忍江东陷入混乱，世家大族也是同样的打算，毕竟战乱再起，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更多不可控的潜在危险。
粮食不足？行啊，大伙凑凑，总能凑出粮食来，至少不会因饥荒而造成太大混乱。有了这样的共识，江东世家对于刘琮的支持，就不仅仅表现在归顺响应这么简单了。
转眼便过了正旦，如今已是建安六年正月。就在正月初五，清理户籍之事尚未完成，刘琮便突然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军令。
首先便是铸钱之令。汉之五铢钱制度，因董卓进京之后毁“金人”铸小钱以搜刮民财而被彻底破坏，影响之大，破坏之剧烈，史无前例。江东地区亦不能幸免。许多地方甚至又恢复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手段，但长此以往，断然是不行的。所以铸钱就成为了统一物价的必须前提。
其次，便是施行盐、酒、铁等公卖制度。这就是与荆州新政背道而驰了，在荆州盐业与冶炼、酿酒等事，既有官办，也可私营，但放之江东，则被刘琮收为官营。
军事方面，则令江东原有各部，精选士卒，编为三大营，号神锋，号铁山，号飞羽。凡此三营之外，不复设部曲私兵，逾期不遣散者，视为谋反。三营之中神锋为步、弓、弩混编，人数并未设置上限；铁山则以步卒枪兵、刀盾兵为主，取其铁甲如云，不动如山之意；而飞羽营则是骑兵为主，江东本不产马，故此飞羽营虽设，但其规模远低于其他两营。
与这些大事相比，开办郡、县官学，收战争遗孤入学等事，便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刘琮的这一套组合拳，顿时引起江东世家大族的强烈不满。他们反对最为激烈的，便是公卖之制。凭啥在荆州这些事都可以私营，到江东反而就不行了？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之下，这项制度终于被顽强的推翻了，刘琮“很不情愿”的与江东世家大族达成了妥协。
不过既然是妥协，总不能是单方面的吧？于是收部曲私兵之事，也就成为了江东世家大族与刘琮交换的筹码。本来经过数次大战，各世家大族的部曲私兵就已经损失惨重，如今将这个包袱甩给刘琮，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把持着江东的官场，那么家族就有了相应的庇护。拥兵自重的事情，除非真想谋反，否则还是算了……
至于统一物价、铸造新钱之事，江东世家大族就更没有理由反对了。相反对此还颇为支持，唯有江东稳定，物价平稳，他们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所以对此乐见其成，大为支持。
当然也有人从开办官学的事情上，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
“学校之设，在荆州本就始于刘景升，故镇南将军在江东行之，亦为惯例尔。”对此顾徽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