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李自成在榆中杀参将王国与当地县令，继而发动兵变。然后始投不沾泥，继投高迎祥，为其部下闯将。这后面发生的事，都是在崇祯三年高迎祥与王嘉胤和王自用汇合入晋之后。
与之后战败即降、降而复反的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相比，崇祯三年入晋之前的高迎祥，显然还只是盘踞在延庆府黄龙山的一股山匪而已。
或许是当时的高迎祥为害地方的程度不深，或许是当地官府本就没有“看得起”他们，又或许“养寇自重”借以要挟朝廷的“理念”深入官场，进而成为壮大地方势力的不二法门，总之除了寥寥数字的记载，史籍并无其他更多的赘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大明朝廷并没有没有采取措施对此种状况加以改善，或采取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辽东的局势更加紧迫，另一方面，就是即便大明朝廷投入巨额人力物力，也多半会变成地方官吏私有之物。
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哪朝哪代，总是不缺乏揭竿而起的草莽人物。但是，不要说成就一番“事业”，即便能够折腾出一番景象来的，也是屈指可数。
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有无“适宜”的土壤——灾荒或水患造成的大批大批的、无可就食的流民。
其实自从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还是非常完善的，“李自成家庭属于太安里二甲”，史籍上的这条记载，就充分说明了当时户籍的“管理水平”。
但是，如此的“管理水平”也只是在和平年代才会有的，一俟战乱来临，几乎所有的“管理”方法就全都宣告无效。
张献忠始入蜀地时，那里原有人口三百一十万，可之后当他退出时，蜀地人口剧减为九万（另一说八万）。不错，大家没有看错，就是从百位数变为个位数。
相信张献忠不是善男信女，相信他就是嗜杀成性之人，可要说异常屠杀致使三百万人魂飞湮灭，那也未免言过其实。
其实，三百一十万和九万的数据都是真的，只不过那都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为数众多的逃亡人口是无法记录在册的。
张献忠是不可能在蜀地各地同时开始杀戮的。一乡屠尽，左近十乡必已望风而逃；一县屠尽，周围十县肯定没有引颈就戮的道理。不用他们反抗，只要选择逃跑、选择深山老林避祸总是可以的吧。
这有些扯远了。
崇祯三年各路匪患开始串联，就说明那时流民的数量已经不可遏制地增加，流窜区域也已经不可遏制地蔓延。
长城不是一天之内铸就的，流民也不是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
因此，要将“流民”这种趋势扼杀在萌芽状态，关键点还要往前回朔一年或者两年。
从现在到崇祯二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时间。
要是其他事情，两年时间也算是可以了。可杜绝流民四出就食现象的产生，可是要用充足的粮食来做坚强后盾的。而粮食的生产和储备输运，可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这才是大明王朝的当务之急，这才是皇帝陛下要用全副精力郑重对待的首要问题。
看起来大明王朝熹宗皇帝后期是凭借着阉党的势力崛起压倒了东林党势力，而思宗皇帝又凭借东林党势力的复苏最终彻底清算了阉党。
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是前后两任皇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说熹宗皇帝或者思宗皇帝打击权臣，毋宁说是权臣们将大明王朝的皇帝“架弄”上他们的战车，并碾轧过对手的尸骸。
因为皇帝陛下看起来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可实际上早已成为孤家寡人，真的是无所依靠。
史料记载，天启年间东林党借助“移宫案”成功上位，然后又借助“京察”之机，从朝中驱逐了浙党和闽党等数百名官员，形成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大好局面。
“众正盈朝”？史料就是如此记载，不过是东林党自我标榜，真是恬不知耻！看一下李自成大军攻入京城之后，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如何一副嘴脸，就可以彻底看透他们贪婪无耻的本质。
后来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借助的也是京察，之后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基本被肃清。
可是，我们不禁要疑问：这期间皇帝在干嘛？
不错，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魏忠贤的阉党，都是首先要有皇帝的支持京察才能通过，才能成功清洗对手。因此，皇帝还是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可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相信就是再蠢再无知的人，也不会认为朝中一下子驱逐了数百名官员是正常的状态。
如此论断，并非认为那些被驱逐的官员就全都是良善之辈。在一个朝代的末年，尤其是大明王朝的末年，真正的良善之辈在朝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虽然如此推断有些不太厚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论断，“虽不中，不远矣”。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皇帝虽然感觉出异常，可在“群情汹汹”之下，也只好屈从。
因此，大明王朝末年的皇帝陛下，完全是被权臣架弄了，不是这一帮，就是那一伙。可怜的皇帝陛下，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当过家，做过主”。
任何一方势力的独大，都不是朝廷的幸事，也不是天下臣民的幸事。因为，不论是熹宗皇帝还是思宗皇帝，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