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事效率极低的莫斯科，上午十点之前基本上不会有人来访，也不会有什么电话。格奥尔格不想给老板留下坏印象，特意起了个早。
有这个想法的并不是他一个，跑下楼梯才发现办公室里已经站满了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团队，相互之间熟得不能再熟，在集体加入柏林工业总公司之前，不仅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同事，甚至有同班或同校同学。
负责波罗的海三国业务、昨天才从里加赶来的戈德弗斯，一看见他就问道：“老板起来了没有？”
格奥尔格一边在镜子前整领带，一边头也不回地说：“没上楼，我跟你知道的一样多。”
老板驾临，难免有些忐忑不安，负责中亚五国业务的亚尔曼喃喃地说：“各位，我可不认为老板和博士他们真是来旅游的。”
“那你认为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可能有大项目。”
前东德驻苏联使馆武官于尔根把椅子放到一边，不无羡慕地说：“伙计们，记得海克斯吗？就是常驻伊拉克那小子，老板上半年去中东，他给老板当了几个月秘书，现在已经是nb电气集团海湾公司总裁助理了。”
“分公司不是总经理吗，怎么会有总裁？”
在社会主义体制里干过的人，对“身份”和“级别”都非常敏感，格奥尔格对此将信将疑。
于尔根的消息显然比他们要灵通，扶着椅背说：“集团正在进行大调整，新上任的那位行政总裁把之前的四大区公司变成了美洲、欧洲、亚太、非洲、中国、海湾和澳洲七个公司。
并对业务范围进行了规划。把阿尔及尔、埃及、沙特、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安曼、卡塔尔、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等国家全部划入海湾公司；把与欧洲距离较近的摩洛哥和突尼斯划入欧洲公司；亚太区以后只负责东南亚和台湾、日本。总部也由香港转移到了新加坡。”
“为什么去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是国际会展中心。每年都会举行很多展会，而且距印尼、印度、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更近。”
前商务参赞格奥尔格反应过来，一脸恍然大悟地说：“把海湾市场、东南亚市场放在第一位，由此可见集团的发展战略。”
“那里本来就比欧洲好做。”
“问题是老板来莫斯科干什么？我可不认为这里能有什么大项目。”
于尔根的判断与他恰恰相反，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为什么不能把业务再扩大一点？”
“好有什么用，又见不得光，不然能到现在仍是柏林工业总公司莫斯科代表处。而不是nb电气集团苏联代表处。”
这里的情况太过特殊，刚开始为了让襁褓中的柏林nb实验室在评审时能够蒙混过关，丹尼尔才注册了“柏林工业总公司”这个给前东德机器设备售后服务的皮包公司。
具体操作相当于中介，这边与客户签“售后服务”或“零配件销售”合同，那边给柏林nb实验室下“设备升级改造委托研发”订单。等这边履行完合同，再给那些苏联厂长、书记送点小礼物，并请他们签一份柏林nb实验室的客户满意调查表。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精明的苏联厂长和书记们居然发现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把工厂账面上的外汇套现，还可以装进他们的腰包。
因为苏联企业的外汇提成基金是一次定死的。一些部门比例很高，比如机器制造部门的提成比例为30而一些部门则很低。再加上外汇提成基金必须下一年度才能使用，导致有美元、马克、日元和瑞士法郎等硬通货存在银行却拿不到，更别说中饱私囊了。
柏林工业总公司无疑能为他们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设备没坏也想方设法让它坏，然后理直气壮地向主管部门提交进口申请。
机器不能不转，社会主义建设更不能因此而耽误，更何况这是一件大家到有好处的事。有外汇提成基金的工厂很顺利，那些没有外汇提成基金的工厂想想办法也没问题。
过了主管部门那一关，他们便请外贸公司与柏林工业总公司签约合同，再按照进口系数折算、用工厂的卢布向国家购买外汇，最后由外贸银行打到柏林工业总公司账上。主管部门领导同意，外贸部门领导没意见，再把外贸银行搞定，一单生意就这么成了。
刚开始，设备和零配件还多多少少进口一点，以便对上上下下能有个交代。
随着参与的领导越来越多，钱越来越不够分，胆子也就变得越来越大，干脆一点都不进口了，直接走流程。
签几份根本无需履行的合同，让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美元或马克在帐上转一圈，就可以获得高达20的佣金，这样的好事去哪儿找？
柏林工业总公司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成了一个帮他们侵吞公款兼洗钱的机构。
业务开展得非常好，利润也非常可观。
考虑到这项业务实在见不得光，章程才一直没把柏林工业总公司并入nb电气集团，甚至让丹尼尔注销了之前在柏林的注册，并以最快速度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重新注册一个。
而所获得的利润，除了拿出10给他们这些前东德外交官分红之外，全部作为燃气轮机项目研发经费，打入瑞士银行的一个独立账户。
那些苏联权贵有多么**，戈德弗斯比谁都清楚。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他一点都不担心东窗事发。就算真出什么问题也可以脚底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