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已经4天了，早上一觉醒来，看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徐嘉祯还感觉像是在做梦。 [
父亲曾是江南师范大学的日语教授，尽管在wd期间被打成了“臭老九”，但他却始终认为掌握一门外语将来总能派得上用场，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他教会了徐嘉祯几兄妹一口流利的日语。
守得云开见月明，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已经23岁的徐嘉祯，从插队的农村匆匆赶到考场，并优异的成绩被夏门大学录取。
毕业之后赶上留学潮，怀着改变这个世界的梦想，他回到江南老家跟老爷子恶补了近半年的日语。
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二年夏天，他在老爷子的几位朋友帮助下，获得一个给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当翻译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代表团一位热心的日本友人得知他的愿望后，当即承诺为他提供担保，就这样，他如愿以偿的走出国门，成为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先进理工学部的留学生。
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在夏大，他学得是材料。在早稻田大学，他依然学材料。边打工边学习，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终于获得了材料化学硕士学位。
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同为留学生的妻子。
都说三十而立，85年夏天，他带着妻子回到老家举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婚礼。在日本学习、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不仅他无法适应国内的研究和工作环境，连妻子都认为应该回日本发展。于是他再次回到日本。在一日本企业的实验室从事研发工作。
光阴荏苒。转瞬已经逝去整整七个春秋。在异国他乡打拼。其间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
为家人能过上好的生活，为了孩子的未来，苦点累点没什么，关键是日本那操蛋的移民政策。不管他多努力，不管他有多出色，除非跟妻子离婚，再找一个愿意跟他假结婚的日本女人结婚，否则他永远成不了一个“日本华人”。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日本一个月拿几万，回国一个月拿几百，追求好的生活没错，他不认为这是什么崇洋媚外。
跟雇主之前所签的用工合同，直接决定了签证时间。
企业经营状况不佳，雇主似乎没有跟他续签合约的打算，这就意味着他要么收拾行李和妻子一起回国，要么非法滞留在日本打黑工。
既然被称之为“黑工”，那工作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不认为自己能够从脑力劳动过渡到体力劳动。连妻子都不止一次的埋怨，早知道这样当时还不如好好学英语去美国留学呢！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就算没有前几年那档子事，就算美国没放松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移民政策，他们也能够获得绿卡。
就在二人不得不收拾行李，准备回国的前一月，一则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招聘广告让徐嘉祯看到了希望，所有条件像是为他量身定做似的，当天下午就赶到nb电气集团在东京的代表处，递了一份在电车上写的简历。
他的运气一如既往的好。
第四天下午，就收到了一份邀请他去香港nb实验室面试的传真，并承诺报销来回机票和在香港期间的车旅费。
面试、讨论、答辩……虽然英语没竞争对手那么流利，但只要涉及到专业，拥有六年工作经验的他，表现除了比另外几位博士更高的专业水准。
nb实验室需要的是研发人员，并不是翻译，连学历和学位都只会被作为参考。
据说是刚从德国交流回来的那位魏主任，不仅当即给了他一个职位，甚至承诺帮他办理香港技术移民。美中不足的是，妻子和孩子不符合条件，只能按照香港法律通过正常程序申请。
按惯例，走完这套流程大概需要四至6年时间，不过总比没有任何希望好，何况人家还在紧邻香港的香江特区提供一套房子，并给妻子安排工作，甚至连孩子的入学都考虑到了。
“老徐，时间差不多了，一起下去吧！”
正感慨着，外面传来敲门声。
喊他一起下楼的这位叫田咏，今年35，比他小3岁，也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但人家去的是英国，拿得是博士学位。
第一天正式上班，徐嘉祯不想给主管和同事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回到洗手间再次检查了下仪容，这才拿起公文包打开房门。
还没来得及跟田咏打招呼，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的一个同事，就看着他的领带笑问道：“徐哥，用不着这么正式吧？”
徐嘉祯笑了笑，边走边说道：“蓝博士，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是啊！”
田咏深以为然，不无羡慕地说道：“为了出国留学，我们不知道熬了多少夜，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使馆，受尽白眼，几乎倾家荡产。在国外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就差沿街乞讨了。哪像你们，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全由nb电气来，连上学都有工资拿，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蓝鸿哲是电气事业部二期人员，正如田咏所说，他去德国进修没操任何心。当时的实验车间主任魏华铭和副主任谢静雯找他们谈了个话，去人力资源部签了一份只对君子有约束力的合约，就拿着早办好的护照直接去德国领事馆签证。
在德国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nb实验室。
都一个“单位”的，自然不会受歧视。在实验室主任克林斯曼博士的鼓励下，他报考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不负众望地通过了博士答辩。成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