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亦不难解决。我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去办！”陈一枝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至于社会党，有你在我很放心。我在走之前，会推荐你来担任主席。”
这下子，江帮主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
“我希望先生能担任社会党名誉主席。”江帮主说道。
“好的。”陈一枝稍稍考虑一下，就说道：“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
“谢谢先生。”江帮主又问道：“先生过谦了，您可是全国青年的偶像……不知先生何时启程？”
“料理好家里的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答应了，沉吟片晌，又叹道：“这不是我自谦。我自从担任北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虽然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然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我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
江帮主深深地瞧了他几眼后，沉声道：“蔡先生怎么说？可是他请你去北大任教的啊！他应该会维护你罢？”
陈一枝朴实的脸上露出一丝真诚的笑意，点头道：“蔡兄，他对于那些对我的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我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我视为畏友。”顿了顿又道：“很多熟习我的朋友也出来讲话，说我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我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他又道：“不过，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比起太炎，我还是差很远。”
“一枝先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的。”江帮主道：“这次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先生绝对是姣姣者。谁不知道先生是中国学界的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陈一枝沉声道：“我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我，乃至讨厌我，北大校内外都有反对我的人。”
江帮主笑道：“只有真正了解先生的人才喜欢先生，爱护先生，蔡先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
“是啊。”陈一枝叹道：“如果得不到蔡兄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我之所短，我是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更无用武之地。”
陈一枝想起在北京和蔡元培谈起北大未来的办学方针，忍不住也对江帮主谈起来：“蔡兄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所谓‘兼容并包’，固然也为那些学有专长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等保留了他们在北大既有的地盘，但主要是为我们新派人物开辟阵地，提供讲坛，传布他们的新学说的。这个方针对我们新派人物显然是很有利的。”
陈一枝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所以和蔡元培在北京的那次谈的非常投机。
陈一枝的黑脸透出笑意，淡淡道：“我也非常赞同蔡兄所说的治校方针。”
江帮主心中一动道：“是什么治校方针？”
“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一年。我还没有上任已经被选为评议员，此外我还要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
大日刊》编辑等职。蔡兄维护新派人物，我们新派人物施展我们的才干，也支持蔡兄改革北京大学。”
江帮主忍不住道：“先生的权利很大啊，责任也很大啊。”
陈一枝耸肩道：“我上任以后，确实有职有权。我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兄对有关北大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我主持，不稍加干涉’。”
江帮主一时更欲语无言。陈一枝做大学叫兽的兴趣明显比做社会党的主席大！
陈一枝续道：“我去北大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我决定任文科学长时，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
“胡适！”江帮主当然听过这个名字，笑道：“有先生领头，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这回还不荟萃于北大文科？！”
陈一枝苦笑道：“蔡兄说过，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我是任重道远啊！”
江帮主道：“有先生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必定会大流行！”
陈一枝又沉声道：“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我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过中国腐朽落后的教育的弊端，阐明我的新式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我一直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先生的到了发人深省。”江帮主点头道：“只是怕学生学习的目的不在此。”
陈一枝豪兴忽起，哈哈笑道：“现在大学生